汉军从长安城开拔之后，刘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开始推行第三轮新政了。

这一轮新政的重点就是税制改革。

大汉的税种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块，分别土地税【地租等】、人头税【算赋口赋等】、杂税【关税市税等】。

其中，在杂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财产税和商业税。

以上三种赋税，土地税直接交至大司农；人头税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农；杂税则交到少府。

大司农是大汉的国库，少府是天子的私库，二者决不能错乱。

除了以上三大税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铸造新的五铢钱，相当于一笔铸币税，也归天子所有。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大汉和天子的钱袋子。

当然，赋税不仅关乎钱袋子，更关乎天下的许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动物，上位者可以通过调节税制，来调节人的行为，从而调节大汉国策。

所以刘贺只要完成大汉税制改革，也就会间接完成许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制。

长久以来，从先秦到大汉，最大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重农抑商”。

虽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扶持商业，但在其余更多的时间里，商人虽然占据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地位极低。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农抑商，就是担心商业会冲击农业，造成人人逐利，无人务农的局面。

但事实证明，商业的崛起不一定会影响农业，重视农业也并非一定要压制商业。

孝武皇帝就通过扶持商业，为连年的对外战争搜刮到大量的财富，而农业也没有受到损害。

如今，刘贺推行了大量新式农具和新式农耕之法，大汉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就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遭受冲击。

所以现在的大汉有条件将“重农抑商”改变为“以农为主，以商为辅”。

原来，维护“重农抑商”手段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税收的手段。

就拿现在的大汉来说，杂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税种，就是为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场上征收的“摊位费”和“交易税”——市税。

商品通过关隘时时征收的“过路费”——关税。

向出借钱粮的利息征收的“利息税”——贳贷税。

对全民财产征收的“财产税”——赀税。

……

以上的这些杂税，还只是面向商业活动本身征收的赋税。

像张安世这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不是市籍，但是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就必须要缴纳上述的税收。

另外，那些被登记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们还要额外交一种“财产税”——算缗钱和算车钱。

【前文误将编户齐民的财产税写成了算缗钱，应该为赀税，有市籍的商人缴纳的财产税才是算缗钱和算车钱】

于是赚了大钱的商人，要么会想尽办法脱离市籍，要么一开始就不是市籍。

如此一来，商人到了最后就会变成地主，又怎么可能让商业得到真正发展？

到头来，这些商业税压制的恰恰是中小商人：他们才是促进商业活动繁华发展的主力军。

不管是为了活跃商业，还是为了打击巨室大族，刘贺都必须要用好收税手段。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土地税和财产税中实行累进制税率。

比如说地租这最重要的税种，实行累进制税率之后，就好处多多。

按照就有的成制，不管土地是多还是少，地租一般都是三十税一。

但是经过改革之后，土地少的人家，可以免地租或者少交地租；土地多的人家，则要多交地租，更不可以转嫁到佃户身上。

一顷以下免地租，一顷到五顷按六十税一交租，五顷到十顷按三十税一交租，十顷到三十顷按十五税一交租……

三十顷到百顷按十税一交租，百顷以上按五税一交租。【一顷=一百汉亩≈三十三市亩】

按照这个税率，常见的五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一千石，原来一年要交三十三石谷，改制之后只要交十六石谷。

而百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两万石，原来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谷，改制之后要交四千多石谷。

土地越多，税率越高：在扩充税源的同时，还能抑制土地兼并，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另外，新军功爵位制只给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赋税，刘贺顺水推舟，废除了旧军功爵位制中免税免役的特权。

相当于变相完成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进程。

如今的大汉，军功集团已经崩溃，士大夫文官集团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最好的时机。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细化五花八门的商业税。

原本，不管交易什么商品，交易税的比例都是相对固定的。

昂贵的丝绸按五十税一纳税，寻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税一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过刘贺的改革之后，不同价格商品的税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离不开的物品不用缴税，可以起到稳定物价，降低百姓负担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铁器农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税率。

普通的田宅庄园、一般的丝绸锦帛等适用中税率。

大片土地、豪华田庄、上等丝绸、俊马豪车和金银珠宝等高价值的商品适用高税率——足足要达到三成以上。

最后这一类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对其征税其实征的就是后世的奢侈品税——俗称富人税。

对这些商品征收重税，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不仅可以让大汉民间形成节用简省的社会风气，更可以让消费这些商品的主力军出更多的钱。

如此一来，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

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

人口税，从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税收成本低。

毕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

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

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

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

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

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大约可以耕地百亩，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钱是两万钱。

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算赋则要交六百钱。

如此对比下来，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

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

于是，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

收成好的时候，粮价下跌，算赋变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时候，无钱交算赋，只能去借高利贷，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

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

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负担其实更重。

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

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

另一面，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

现在，刘贺要经营西域，要开发南方，要殖民新大陆，处处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

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

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

如此一来，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

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摊丁入亩”。

算赋和口钱减了，少府和大司农的钱也少了，这是刘贺绝不愿意看到的“恶果”。

于是他的视线自然就转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这笔钱从他们的身上刮回来。

于是就在财产税之外，再向他们征收一笔奴隶税：每占有一个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钱。

一份奴隶税可以顶三十个良家的算赋和口钱，而大汉的奴婢起码有百万之多，恰好可以将算赋和口钱的缺额补上。

这样的一笔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对于巨室富户而言，其实不算太重，他们能出得起这笔钱，所以也不会反对的。

就算反对其实也没有用，那训练出来的几万新军可不是吃素的。

给世家大族加税就像卡脖子，既要他们难受，又不至于把他们卡死。

除了以上的这三大举措之外，刘贺对其他的一些杂税也进行了改革。

总的原则就两条：一是“农为主，商为辅”，二是“打击巨室，扶助寒门”。

另外，刘贺还在朝堂上增设了一个新的衙署——税务寺，其长官为品秩为两千石的大税长。

长安城有了税务寺，郡国县道也就相应新建了新的税衙——县道一级的税卫和郡国一级的税室。

这些税卫和税室要同时接受地方郡守府和长安税务寺的管辖，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贪墨和腐败。

收到的赋税也不再直接由地方府衙或大司农保管，而是由各地的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直接管辖。

改制完成前，从征税到保管再到调度和使用，由地方府衙和大司农（少府）一手掌管，缺少制衡。

但现在不同了。

征税由税官负责，保管由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府衙管辖，具体使用才轮到地方府衙和大司农经手。

三方各有一本账，年底再来核对比较，哪里出了问题，自然能一目了然。

这套简单的财务税务体系和后世相比还非常原始，甚至会有不少的漏洞。

但这却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比现在的成制要高明多了。

刘贺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只给一个最初的推动力，而后就要依靠天下臣民的智慧，来不断完善这些制度。

税务改革是刘贺第三轮改革新政的重头戏，需要调动的物力人力极大，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九月到十一月，刘贺和整个内阁几乎都围绕此事忙碌。

但是，纵使没有人阻碍捣乱，仍然耗费了许多的经历。

而这两个月恰恰又是长安城最繁忙的时候。

不仅要像往年一样对郡国的上计之事进行考核，还要按照旧法征收今年的赋税，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国试也如火如荼地举行了。

除了这些事之外，朝堂还要不断地向出征的汉军提供军需粮草，所以，整个长安城乃至整个大汉都进入到了忙碌和混乱当中。

这种忙碌和混乱是大汉从未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忙得顾不上回家休汤沐价，甚至还有人直接病猝在府衙里。

但是却也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站在最高处的刘贺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到格外欣慰和惬意，这才是他心中变法革新的样子。

有了这份成就感，之前与朝中反对派们的所有斗争也就值得了。

一连好几轮新政，许多事情暂时方兴未艾，就向这税制改革，要明年才能见到成效。

但是，几个月前最早推行的那些新政，已经给大汉带来了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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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第521章 鼎新元年收税几何？朕不刮穷鬼的钱，谁有钱刮谁的！

十一月初，长安城的天气已经凉了下来，不知不觉中，秋意又重新降临到长安城。

和去年比起来，今年的气候要暖和了许多。

一年前的那场动**留下的阴影，又变得淡了许多。

该杀的人杀了，该流放的人流放了，该抹掉的印记抹掉了……权臣霍家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没有来过长安似的。

长安城未央宫石渠阁院中，内阁值房里，安静沉寂。

除了率军出征匈奴的韩增和赵充国之外，其余五个内阁大学士分坐在长案两侧。

上首位上，当然就是当今的大汉天子——刘贺。

君臣六人那守正平和的面色之下，都隐藏着一份激动，尤其是几个内阁大学士，恭敬如前，没有丝毫怨怼之情。

那次杀气腾腾的大朝议，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了，他们对天子又多了一敬畏。

刘贺面前的案上，摆着四份爰书：从左到右，一份比一份要薄。

这四份爰书与刚刚有眉目的四件大事有关：上计、赋税、科举和出征。

为了这四件事，刘贺与在场的诸位大学士劳心劳力，吃了不少的苦头。

“陛下，第一份爰书，是今年郡国上计概括，是内阁这几日整理出来的，请陛下过目。”张安世说道。

刘贺点了点头，从案前拿起了这爰书的第一册：厚厚一摞足有十册那么多，每册又有二百页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大汉天下共有一百零三个郡国，下辖一千四百余县，总计几千万的百姓……变成数字和文字之后，就只有这么十册。

和沉甸甸的大汉天下相比，上计的爰书还是过于轻飘了。

刘贺手中这第一册爰书，是益州的上计概括，他翻开之后，就一页一页快速地往下读去。

其间都是一些枯燥的数字和文字，因为还没普及阿拉伯数字，所以看起来更是眼花缭乱。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刘贺才将这第一册上计爰书看完，说实话，他并没有看出一个头绪。

身为天子，刘贺并不是无所不知的，更不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离不开这班内阁大学士，离不开朝堂上的百官公卿。

“魏卿，这两个月来，是由你来操持这上计之事的，事无巨细，也辛苦你了。”

“这上计爰书录得很完整，但是朕草草一看，也不得要领，还望你与朕讲讲。”

刘贺说得非常诚恳，魏相一时就有些惶恐，连忙在站起来下拜谢恩，而后才开始说了起来。

“去年年末至今，虽有霍党作乱，但有赖陛下高瞻远瞩，仅有安定郡和北地郡受兵锋侵袭。”

“除此之外，再无大的动**，加之泰一神庇护，大汉境内风调雨顺，海内清晏，不捞不旱……”

“陛下又大力推行新式农具和新式耕法……”

“所以各郡国的上计条目，都比去年有了很大的长进，算得上是一个丰年了。”

魏相只简单地说了一番开场白，但是刘贺心中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坐在未央宫里，大汉天下到底是个什么情状，他很难看到一个全貌。

虽然绣衣卫已经遍布所有郡国，能将地方的许多情况上达天听，但这些消息仅仅也只是皮毛而已。

只有这郡国上计，才能将一个相对完整的大汉呈现在刘贺的面前。

如今初听魏相说的这番话，至少奠定了一个积极向好的走势基调。

改元第一年就是一个好年景，泰一神还是给自己这新天子面子的。

若运气不好碰到了大灾之年，那么刘贺再勤政，取得再多的成果，也会因“天人感应”的学说，被世人质疑。

“能有如此丰年，不是朕的功劳，是泰一神保佑，是朝堂诸公用命，是天下百姓勤恳。”刘贺真心实意说道。

“陛下英明！”内阁大学士们由衷地称颂道。

“魏卿，拣最重要的内容说一说吧，朕与诸公已经等不及了。”刘贺笑道。

“是微臣放肆了，陛下恕罪！”魏相连忙请罪道。

刘贺笑着又摆了摆手，示意魏相接着往下说。

“今年是陛下改元初年，郡国上计要细致许多，微臣与光禄勋龚遂考计的时候，亦格外严苛，所以结果经得起推敲。”

“天下计得人口三千八百九十五万四千一百零三口，比上年增加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五十一口，实乃一见幸事。”

在原来的历史中，每年千分之十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非常高了，新政的作用还不会那么快就反应在人口增长上。

今年能有这千分之十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刘贺的关系还真的不算大，是孝昭皇帝和霍光打下的底子好。

另外，这上计的人口只统计了在籍的编户齐民，并未将奴婢和流民计算进去，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万人。

这隐藏的人口资源，明年一定要挖掘出来。

“魏相，拟一道诏令，明年上计人口时，将奴婢也计进去。”刘贺说道。

“诺！”魏相答道。

“接着往下说吧。”刘贺说道。

“天下计得耕地共八百五十二万四千顷，比上年增加四十万三千二百顷，为历年之最，超过近五年之总和。”

这次，刘贺更加满意了，耕地数量直线上升，这可与刘贺推行新式农具有极大的关系。

而开垦荒地的数量，与整个农业生产力紧密相关，所以是大汉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指标。

接下来，魏相又报出了新式农具全国的推广数量：这是今年刚刚加入到上计中的条目。

和刘贺想得一样，大汉百姓和官吏都聪明透顶，在使用和推广新式农具上很积极主动。

难怪能够开垦那么多的荒地。

“明年，要继续加大推广各种新式农具的力度，各地还要兴修更多的沟渠，不可懈怠。”

“诺！”一众大学士齐声唱诺道。

而后，魏相又向刘贺依次汇报了上计中的其他条目。

仓庶、谷物、牛数、马数、刍数、槀数、儒生这几项都有所增加，盗贼、诉讼、刑狱这几项则均有减少。

可以看出，魏相刚才所言不虚，去年确实是一个丰年，年景极佳。

这个佳还不是寻常的佳，已经超过了孝昭皇帝在位时最好的年景。

而孝昭皇帝在位期间，又是大汉百年来最承平的十几年，如此对比下来，今年就是大汉肇建至今最好的年景。

这在刘贺的预料之内，但是仍然让张安世等人有些汗颜——自己反对天子新政的举动，似乎显得过于儿戏了。

“来年，朝堂上下再下些力气，年景恐怕会更好。”

“诺！”

刘贺点了点头，就看向了第二摞爰书，这是今年征收赋税的爰书。

郡国上计表明今年是一个丰年，那么这赋税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赋税爰书只录了各郡国和各县道所交赋税的数目，内容少许多。

大汉一百多个郡国，一千多个县，条条分列下来也不过四册而已。

刘贺拿起最上头的一册，就翻开了起来。

这一次，刘贺没有着急往后翻，而是先仔细地看了看开头的总括。

今年，大汉各郡国所产的各类谷物为十七亿零四百八十万石，人均产值四十三石，亩产二石。

总量非常可观，人均差强人意，亩产有待提高。

这三个指标中，最让刘贺留意的是人均产量，这有一些太“高”了。

刘贺还是昌邑王的时候，就曾经派人查问过，一个五口之家耕种普通百亩中田和下田，人均产量约二十四石。

和全国的人均产量相差了一倍。

不是有人虚报，而是统计口径不同。

刘贺是直接问到个户的，而眼前这数字是平均出来的。

粗略地比较，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寒门庶民被世家大族平均上去了。

许多无地和赤贫的百姓所获得粮食肯定低于四十三石，甚至低于二十四石的。

一个壮年一个月要消耗三石的粮食，一年就要消耗三十六石。

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能产二百多石粮，按照“一小两壮两老”来算，要消耗一百五十石粮，所剩无几。

可是，还有许多五口之家占地不到百亩的，那就极容易挨饿了。

如此推算下来，大汉仍然有大量的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悲惨到了极点。

在现有的生产力之下，除非世家大族全部将土地献出来，否则总有人要挨饿。

这就是强盛到了极点的大汉，仍有大量百姓食不果腹，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贫富差距。

这还仅仅只是统计了粮食的产量，如果统计所有的家訾，贫富差距只会更加触目惊心。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刘贺第一次对这句话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一个饥饿的盛世，这并不是刘贺想要的。

看来，还要继续提高生产力。

精耕细作，培育良种，引进高产作物，普及土化肥，兴修水利，开发光热条件更好的南方……

这些事情都迫在眉睫，一日都不能再等了。

当然，还要不遗余力地继续打击豪强大族。

病没有好，药自然不能停。

刘贺想着这些事情，面色逐渐由平静变到凝重。

一众大学士看不透天子所想，自然也不敢插话。

刘贺继续翻开爰书，很快就看到了地租那一项。

今年还没有实行新的税制，天下土地仍然按三十税一来征收地租。

如果全民交租，并且交足的话，应该能从十七亿零四百八十万石中收到五千六百八十七万石。

但是实际上，收到的地租只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万石【约十一亿钱】，理论值的两成而已，这意味着有八成的土地没有交地租。

看来，这八成的土地，掌握在诸侯、列侯和有爵位的巨室大族手中，倒是和刘贺推算的结果一致。

大汉确实很富，但最富的还是世家大族。

刘贺不由得救抬起了头，强压着那股突然冒出来怒意，饶是挑衅地笑看张安世们——他们自然被看得莫名其妙。

他如果是在三个月前看到这些数字，那么不会让张安世等人那么轻松过关的，一定要再杀一杀世家大族的威风。

以后，如果张安世们再改反对新政，刘贺定然不会放过他们。

许久后，刘贺的视线才收了回来，接着往下看口钱和算赋的收入。

口钱每口二十三钱，征收对象是三到十四岁的幼年。

算赋每口一百二十钱，征收对象是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壮年，成年未婚妇女要额外收四十钱。

超出这个范畴就不用再交税了。

大汉这三千八百九十五万四千一百零三口中，有三成交口钱，六成交算赋，一成人免交人口税。

因此，口钱共收两亿六千八百万钱，算赋共收二十八亿钱。

大司农的收入中，算赋和地租是两个大头，两项加起来共收了三十九亿钱了。

再加上盐铁专卖的利润、均输平准的利润、更赋的代更钱及其他一些杂税，大司农今年的进项达到了五十亿钱！

这个数目创下了一个新高，足足比去年多出了三成。

明年，实行新税制之后，大司农的收入有望突破百亿钱。

穷人没有太多的钱，巨室大族的油水足，看来要再苦一苦巨室大族。

刘贺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闪过一道狞笑，心中坚定了税制改革的想法。

大司农的钱是朝堂的，少府的钱是天子的。

刘贺接着往下看去，想要看看这笔私房钱有多少。

少府的收入由口钱、诸侯进献的酎金，名目繁多的财产税和商业税组成。

口钱是两亿六千万，酎金今年为两亿八千万钱，财产税九亿钱，商业税十九亿钱，加起来有三十三亿钱。

这也创下了新高，比去年足足多收了五成。

这笔钱完全归刘贺自己所支配，而且不需要通过朝堂，是刘贺推行新政的基础。

武装新军，扩充绣衣卫，建造帆船，打通商路，收买人心……样样都离不开钱。

有了这笔钱，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除了少府和大司农之外，水衡都尉还有两笔大的进项。

一笔是水衡都尉铸造的二十亿五铢钱，一笔是水衡钱庄收到的各项赃款十亿钱。

全部加起来，大汉朝堂今年达到的收入达到了一百一十五亿钱，数目非常骇人。

难怪今日的张安世们从头到尾都面带敬畏，他们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天子的变法很成功——才小试牛刀，就收获颇丰了。

但是刘贺还不够满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