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给的处分是留校察看。
我一个人上学，放学。外公再也不跟我一起吃饭，他总是用一只大碗扣起来我的饭菜，只有一碗，有米有菜，就那么多。有时我吃不完，有时我吃完还饿，但是我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我听小舅舅说，外公在市郊开了一个业余武术学校。他又换上了年轻时的短打衣服，人倒好似年轻了几岁。我知道他大概在帮我的父母还那四万元的欠款，但是我们还是一句话不说。外公一向对我很严厉，打骂是常有的，我很难真正对他亲近起来。
脚伤好了一些之后，我继续归队训练。一切都按部就班。只有空荡荡的后桌，时时提醒着我曾经发生的一切。
我再也没有去医院，从那时起，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扼住了我的咽喉：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我真的无能为力的。
再没有任何关于尘尘的消息。
在做几何题的时候，在练习组合拳的时候，在咽下最后一口饭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也许她已经死了。这样想着，心里就有一种空当当的痛，但是又有一种暗暗的安慰。我幻想了无数种在她的坟前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暴力美学的审美，总觉得任何事物在最美的时候消亡或者戛然而止是一件完美的事。
然而，大概过了一个月，尘尘回来了。早读时，我趴在桌子上睡觉，同桌突然捅了捅我，我抬起头，看到她正走进教室。我感觉自己几乎有点尿失禁了。活生生的她，依旧是舞蹈般的步态。她更瘦了，但是气色不错。剪了一个齐齐的压住眼睛的刘海，显得脸更尖了。我看着她，可是她的目光直而空洞，仿佛整间教室空无一人一样，径直走向了她的座位。
英语课，几何课。课间操。历史课，语文课。漫长的四节课终于结束了。我磨磨蹭蹭地收拾着书包，直到大家都走光了。我转过身，她正托着腮坐在座位上看着我。
我们一动不动地对视着。突然间，她“扑哧”一声笑了。就和以前玩“木头人”的情形一模一样，我也忍不住笑了。我们笑了很久，突然间，不知是谁先哭了起来，两个人终于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快有个小弟弟了。”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说。
“啊？”
“我爸妈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谁打的你？”
“我觉得，我也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
“尘尘，是你爸打的吗？”我掀开她的刘海，看到一道浅浅又长长的疤痕，眉毛也中断了。
“以前想不通的好多事，现在都想明白了。”她拨开我的手，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这样真的挺好的。”
“到底是谁打了你？”我大声问她。
“小鱼，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笑了笑，“难道你还想着给我报仇啊？我看你在体校都练傻了！走吧，我们吃饭去。”
她拉着我走出校门，马路边的一辆车立刻滴滴叫了两声。她拉着我上了车。开车的是个陌生的清秀男孩，甚至有些矫揉的感觉，对尘尘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们到了小城最贵的饭店，大吃了一顿。三个人都喝了啤酒。接着又逃了下午的课，去海边兜了一整个下午的风。
风掀起她的刘海，那道疤不仔细看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年轻的身体用它无尽的生命力震撼着我。而她的小指，也完全长出了新的指甲，和以前一样小巧，鼓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让我感觉到一阵战栗。
车其实开得不快，而且很稳。开车的男孩名字里有一个钰字，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叫他小钰吧。这个小钰在现在的我看来，完全是个影子一样的人物，但是当时的我真是嫉恨他到了顶点。他也是一个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有着几处不那么光彩的产业，整天开着一辆一尘不染的黑色桑塔纳。后来混熟了，我和尘尘常常坐在后排，吃着他买的零食，一边开着奚落他的玩笑。他总是笑得很温和，从不红脸。我们去旱冰场，飞快地穿梭，转起来、飞起来，无比快乐。或者去歌舞厅，在迪士高的音乐中，尘尘的舞姿总是引来阵阵尖叫。也溜去海滨浴场，偷偷带着泳衣，赶在救生员前来驱赶之前游几圈。书包里装着黑色的喷漆，四下无人的时候掏出来乱摇一通，在人家雪白的墙头喷上一个骷髅头，然后赶紧跑掉。常常下馆子，那种八毛钱一盘的干煸杂虾，还有各种炒螺，都是我们的最爱，不断要老板添茶，惹得人家无比厌烦。
我每天晚上都要到体校去训练，所以简直是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逃课。先逃体育和音乐，然后是姜老头的历史——反正那个老头子最近上课也总是在打瞌睡，接着是化学、物理，最后连班主任的英语课也跃跃欲试了。学校又一次把我们两家的家长都找来，尘尘轻蔑地看着她大腹便便的母亲，而我在外公的注视下真是抖如筛糠。
外公扬言要打断我的腿，于是当晚我们两个人在小钰的家里躲了起来。小钰那晚并不在家。尘尘娴熟地开煤气，煮了很香的面条，把冰箱里的存货都放了进去，上面甚至卧着两只鸡蛋。我们还翻出来小钰的一瓶啤酒。大概凌晨三点钟，我们睡得正香，小钰被一大群人押着回来了，那群人里有尘尘的爸妈、我的爸妈、好几个警察，还有不少围观的邻居。
外公躺在医院里，他在找我的路上摔断了腿。他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我，指桑骂槐地说我是坏种——外公对我的父亲积怨甚深，好事的邻居曾告诉我，母亲是怀了我才不得不跟了父亲，据说当年差点闹出人命。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能容忍，我的父母才要背井离乡。
外公对我并没有虐待，但是也绝对谈不上慈爱。他大概致死没有原谅我，现在想想，我也一样。他打我的时候总是蒲扇般的大手，巴掌一个接着一个，我的嘴角很快流出血来。打完就是挨饿，饿一整晚。他也不吃饭，坐在门口一只只抽着劣质的纸烟。开始我总是哭，慢慢地就流不出眼泪了，只是不动也不看他，心脏砰砰狂跳。然而这更激怒了他，于是打得越来越狠。他让我对于男性、对于力量、对于权威有一种深深的厌恶和恐惧，这是我一生不能解开的症结。
我的父母，他们就是两个熟悉的陌生人。我和他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一起过，哪怕一个星期。几年后，我的母亲去了，而父亲很发了一点财，他把我“劫持”到省城，希望我能继续中断的学业，我只像尘尘当年看着她母亲一样看了他一眼，他就放弃了那个疯狂的计划。
学校勒令我们转学。
体校接收了我，于是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体育生。我的教练，当时正在办一个刚刚火起来的搏击项目，叫做跆拳道，我这样瘦长的身形，在他看来就是完美的胚子。纵火事件之前，我已经在练习这个新项目了，并且打过一两场不错的友谊赛。教练大概已经决定把我作为重点开始培养。他知道我吃不饱，就每天带饭给我。还给我买了全套的新护具和训练专用的手脚靶。
我每天都练到力竭。
尘尘去了卫生学校。
那是一个女生的世界，培养着一批批的白衣天使。然而那个学校管理混乱到了极点。尘尘从报道后，从未去上过课，竟然根本没有人发现。
靠着十几年的底子，我的跆拳道课程进展神速。很快我就开始打比赛。
第一场是全区预选赛，晚上八点整，在小城唯一的露天灯光球场举行。灯火通明，看台上人山人海，围墙上也都是黑压压的观众。我的对手是个人高马大的姑娘。那时全国都在探索中，对于这种得分制的比赛，人们还并没有摸清它的脾气。那姑娘笨拙的动作让我占尽了先机。那一场打得十分酣畅。裁判宣布我获胜时，整个球场欢声雷动，镁光灯晃得我眼前一片空白。那种感觉真是毕生难忘。我走下拳台，一旁的尘尘欢叫着，学着我们看过的拳赛里助手那样，把整瓶的矿泉水浇在我头上、身上，我吐出牙套交给她，又疲惫又快乐。
当晚我们在一家小小的粥店吃着夜宵，两个人都还没有从突如其来的胜利中自拔出来。她的脖子上挂着我的奖牌，趾高气扬。我们吃得飞快，被烫得直呵气。突然尘尘“嘶”地一声，原来粥里的蟹壳划破了她的下唇，她不在乎地吐出那片倒霉的蟹壳，然后笑了，牙齿上都是血，两瓣嘴唇看上去就像涂了最艳丽的口红一般。她的笑容在艳丽中就带了几分可怖，我在胜利的狂喜中，不知为何觉得暗暗地不安。
我已经从外公家里搬了出来。体校分给我一间小小的宿舍，上下铺的上铺堆满了杂物，我和尘尘就挤在小小的下铺。她的身体总是冰冷的，我们总是偷偷地开着电毯。她发现了附近巷子里一家隐藏很深的租书屋，从此迷上了看书，记得那些书有故事有漫画，她总是窝在电毯里不停地看。小屋光线总是昏暗，于是她用两面镜子把窗口的光线恰到好处地反射到书页上，至今我不知她是怎么做到的。
训练结束后，我不愿去浴室排队，反正排队也是洗冷水澡。我们就在公共卫生间里洗澡。还记得那时用的是一只很常见的红色塑胶桶，装满水后非常沉重。尘尘总是只装半桶水，然后踩着凳子，拎到我头顶浇下来。那一刻彻骨的寒意，让我既抗拒又迷恋。
也有我卧床不起的日子。常年洗冷水澡让我患上了严重的痛经。所幸我的经期极短，只有三天。尘尘借用体校家属的煤气炉，每次给我熬很多红糖姜汤，多到我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都一阵反胃。
市级、地区级、省级，不过半年的时间，就这样一直打到了全国。我的成绩很稳定，修长的四肢让我得分显得十分容易。大家都盼着我能拿全国冠军，一时间我成了小城的风云人物。各种报纸争相采访我，有些俗气地称我为美少女拳手。拍了无数的照片，发了不少报纸的头条。接着省体校找到我，录制了好几套示范教程，还拿到了几千块钱的报酬。政府还给我发了一个城市体育大使的证书。
又到了冬天。那个早晨奇冷，我却在训练房里挥汗如雨。半个月后我就要坐飞机去参加全国比赛。尘尘拉开了训练房的门，带来一阵凌冽的气息。她的表情又兴奋又忧伤。我奇怪地走向她，她抓住我，手冷得像冰。她说：“我妈生了，小弟弟。”
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听见我的大师兄那嘶哑的嗓音：“小鱼！电话！”
我拉起她，飞跑下楼去接电话。电话里是我的母亲，她很平静地说：“回家，外公走了。”
我的外公昨天晚上撒手西去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体内一股热流，我的老朋友出其不意地来看我了。
我和尘尘跑得满头大汗，回去却只看到外公在早已拍好的遗像里瞪着眼睛。
一个小时后，我开始穿着有米浆味的孝服，跪在地上，尘尘一声不响地陪着我。亲戚们都在三五成群地忙碌或聊天，只有我一个人跪着，我明白这是一种惩罚。
停灵的那个晚上居然下了雪，我从出生从未见过下雪的情景，从那以后雪也成为了我生命中不祥的代号。
外公死于骨折后遗症，折腾了好久，死的时候骨瘦如柴。据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非常恶毒的对我的诅咒。亲戚们添油加醋，生怕我不能当场崩溃。
接下来，我在母亲的勒令下不吃不喝跪了三天三夜。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的膝盖就肿了起来。而我的经期也意外地停止了。尘尘把她的外套脱下来，哭着要垫在我膝下，母亲却不准。没有人为我求情，父亲唯唯诺诺，所有亲戚都认为我罪有应得。我忍着剧痛，全身湿透，一声不吭。到了出殡的时辰，我试图站起来，然而我的腿已经完全没有了知觉。母亲讥讽我装模作样，外公的其他儿女们更是一副大快人心的模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走了。母亲说：“爬你也要给我爬到西山。”（西山是小城唯一的墓地）
他们都走了，扬起的尘土也都平息了，我还是站不起来。尘尘急得满头大汗。无数次努力让我愈来愈虚弱，后来我只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尘尘跑到我家对面的小卖部，我看着她流着泪四处打电话求人。她的声音远远地传来，有种陌生的造作的娇嫩。
后来终于来了一个男人。大概有一刻钟他就到了，开着一辆白色的牛魔王，急匆匆地送我去了医院。
大夫不得不剪开我的运动裤。我的两个膝盖都肿得发亮了。除了积液还有软组织坏死，并且我整个人严重脱水。大夫对于我还能保持清醒十分惊异。我马上被救护车送往省城的骨科医院做了手术，之后在那里住了大概八个月。到现在我也不能剧烈的跑步，一跑久了膝盖就会剧痛。母亲赶来的时候，我把手边所有能抓到的东西都砸向她——从那天开始，到她突发意外离世，我再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的教练也来了，他跟我的母亲激烈地争吵着，从我醒着一直吵到我梦里。
然后，我退役了，那年我15岁。
住院的那段日子，在回忆中总是模糊不清。疼痛、羞辱和深深的无力感控制了我，我总是大声呵斥着尘尘，我身边唯一的尘尘。我绝食、我在脏兮兮的医院洗手间助力座椅上用输液瓶的碎片把头发割得七零八落。从云端跌落的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味个中滋味。这样折腾了两三个月，我终于冷静下来，那时还不能行动，主治大夫闪烁其词，大家都以为我的余生是要残废了，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是怜悯中混着遗憾。我终日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混沌地输液、机械地吃饭，仿佛始终处于一种神游的状态。
开牛魔王的男人来了一次后，我就被调到了单人病房，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应该是VIP房，还有一个粗壮的女护工开始时时出现——那男人是本市的一位“风云人物”，我曾无数次听小钰提到他，用的词都带着几分高山仰止的意思，而那男人的名字里有一个飚字，不得不说的确人如其名——总之，我的日子好过了一些，尘尘也开始每天在VIP套间的厨房里炖各种汤。
从住院的第五个月开始，终于拨云见日了。
大夫告诉我，我可以走路了。然而我的双腿像面条一样不听使唤，一次次从病床直接滑落到地上。尘尘就用轮椅推着我，在那个很大的医院里到处走。那时正是春夏之交的时候，她总是把我推到一棵很大的叫不出名字的树下，阳光打出一片斑驳的树影，我沉默着，她也是。
后来有一天地震了。
地震来的时候，是一个午后，尘尘躺在陪护床上浅浅地睡着了。我听着她匀匀的呼吸，平躺着在静静地流泪，为不知何时能终结的命运。我尽量让眼泪从脸颊滑落到脖子再到后颈，这样她问起的时候，我总是会推说枕头上的潮湿是汗迹。
突然一阵剧烈的眩晕，床像跳舞一样疯狂摇晃起来，吊扇转眼间只剩电线在缀着，一阵阵轰隆声中所有不能动的东西都动了起来。不到十秒的时间，“地震”两个字刚来得及在我的脑海里闪现，那只挂在陪护床床头的从来没打开过的大彩电突然挣脱了两只三角铁，向着尘尘的头部直直地砸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床的，也不知道是怎样将那彩电一把推到一边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直到我拉着尘尘狂奔出了住院部的大楼，听到她狂喜的声音，才发现，我站在地上，只穿着袜子。
主治医生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按照他的说法，在他的妙手下，本来我可以完全被治愈，现在却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总是先笑出声来，接着就不由自主地一阵心酸。他是对的。
出院的时候，我长高了。也许是激素的作用，也许是遗传的变异，总之这件事无比重要，因为它是我人生不可预知的转折点。我长高了很多，高出尘尘两个头不止。我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拐棍，她回敬我的是大瓜鸟，至今不知所谓。
尘尘接我回到了她的“家”。我在体校的个人物品早已被运送到那里——其实也不过是一只半满的行李箱而已——行李箱还是教练送给我的。我看着那只箱子。教练曾对我说，有朝一日，我飞往全世界打比赛的时候，箱子上面就会贴满各国的“邮戳”……我赶紧移开目光。
那房子是向飚哥借用的，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区，顶楼，小小的两间，雅致，闷热。
我并没有问尘尘，她和飙哥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我想，她也是很难定义的。有时飙哥会来看她，当然美其名曰是看我。当然有时也是快乐的，三个人去看电影，抢爆米花吃，喝可乐像喝水一样咕咕响。
但是，飙哥并不是一个很好脾气的人，他对待尘尘也越来越像久未得手的猎物那般急躁起来。
我也越来越焦躁，搬走的念头一直在嘴边盘旋。但话还未出口，就发生了那件事。
那是初秋的一个清晨，我早早去买菜。在路上，我遇到了我的大师兄。聊着聊着他哭了起来，弄得我心烦意乱。我连菜也忘了买，昏头昏脑地往回走。钥匙刚插到锁孔里，我就听见尘尘的惨叫声。扑进去就看见飚哥扭曲着五官，而尘尘发着抖，脸上清晰地印着一个巨大的巴掌印，鼻血不停地流着，已经浸湿了胸前的衣服。我冲上去，一个垫步，接着一脚正中飚哥的下体，再一拳打破了他的鼻子。终于把缩成一团的飚哥逼到了门外，马上大力关上门。飚哥在门外狂骂不止，我和尘尘把沙发搬到门口，把能搬动的东西都堆在了沙发上。
只不过像我一样，路遇了一个故人。小钰看到的是尘尘的背影，但是没有看到尘尘身旁的飚哥。小钰似乎有些过分热情了。但小钰看到飙哥之后更热情了，因为他本身也是飙哥的崇拜者。当着小钰的面，飙哥不好发作。待他和尘尘回到了房间里，三言两语不和之后，飚哥便出手了——他下手奇重，过了足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尘尘身上脸上的青紫才转为淡淡的黄印。
当晚，我们逃了出来。从窗户爬到楼顶，然后从另一个楼道里溜了出来。飚哥的车就停在楼下，尘尘把四个轮胎的排气螺丝统统拧开，然后各在里面插了半根她的发卡。
在去省城的夜班火车上，我们不停地讨论着整件事。耀宗出生后，尘尘的父母早已对她不闻不问。我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几个月来，我们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飚哥，也因此完全受制于他。跆拳道生涯带给我的不到万元的收入，早已在省城的医院用尽。
在月色的掩护下，我们敲开了一条小巷里两扇紧闭的大门。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把我们迎了进去。那是一家黑旅馆，老板娘还经营着一些其他形形色色的业务。
比如，两天后，老板娘给了我们两张身份证。陌生的名字，似是而非的照片。我长大了五岁，尘尘长大了四岁。我的那张一直用到了前年，换代的时候，办理的人一个劲儿给我道歉，说弄丢了我的户籍资料。从那天开始，我叫苏亚。
我就是那个苏亚。但是在那一天，我根本不知道我会成为今天的苏亚。那时的我和尘尘已经山穷水尽。我们住在按天付费的黑旅馆里，尘尘还在养伤，而我只找到一个在街头拦住行人填调查报告的工作，工资同样按天结算，只有晴天能工作，省城的雨季漫长得让我绝望。
调查报告按件计费，顶着大太阳几个小时下来，我的笑肌已经几近瘫痪。突然有一个人迎面走来，把一罐冰凉的饮料塞到我手里。那人穿着那时很少见的许多口袋的大背心，梳着油光光的大背头，笑出一口大黄牙。
他是一个——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定义——他四处搜罗女孩子，把她们源源不断地供给到所有需要她们的地方去。跟着他，我做过许多品牌的促销小姐，做过各种各样的礼仪小姐，在形形色色的路演中充当过走台的模特，还有许多难以诉诸笔墨的花瓶角色。也许他就是经纪人最初的雏形。
我喝光了那饮料。从此我只喝那个牌子的饮料，直至今天，我的冰箱里塞满的还是那种饮料。那清凉、那甘甜，让我放弃了所有挣扎。他长得完全是一副骗子的模样。他叫阿俊，年纪足可以做我的叔叔。俊哥，我这样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