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史人物评价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89页（2841字）

三中全会以前，人们未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国际共运史上功过掺和、后期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人物，多半全盘否定。这时期出版的介绍巴枯宁、拉萨尔、考茨基等人生平的小册子，对这些人就是一笔抹煞。也有写得较好，能够大体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如陈启能为外国历史小丛书写的《普列汉诺夫》(商务印书馆，1964年)。有一些小册子，虽未摆脱“左”的影响，但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马启莱的《〈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商务印书馆，1971年)、伍铁平、王伯熙等的《欧仁·鲍狄埃》(北京出版社，1978年)、黄晋凯等的《鲍狄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程人乾的《卢森堡》(商务印书馆，1972年)、丁建弘的《蔡特金》(商务印书馆，1974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实事求是评价国际共运史历史人物的高潮。我国学者首次写出了一批观点新颖、史料丰富的国际共运史名人传记。主要有：李显荣的《巴枯宁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彭树智的《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文焕的《拉萨尔评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高放、高敬增的《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陈之骅的《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最近，我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评价国际共运史历史人物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不公正评价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二是研究某些人物与中国的关系。

施荫昌认为，英国工联活动家奥哲尔功过参半，坚劲表示不同意施荫昌的观点(《评奥哲尔的历史功过》，《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骆幼玲阐述了布朗基派为法国工人运动作出的贡献(《布朗基和布朗基派》，《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陈成发认为，拉萨尔虽犯有严重错误，但仍有不朽的功绩(《要正确评价拉萨尔的历史功绩》，《国际共运史论文选》，中国共运史学会1983年)。孟全生指出，应基本肯定拉萨尔在1848年革命中和十年反动时期的表现(《评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国际共运》1984年第3期)。何祚榕指出，“自由人民国家”的口号不是拉萨尔首先提出的(《“自由人民国家”是拉萨尔的谬论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5期)。黄济福认为，伯恩施坦在1880－1895年期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运教研参考》1982年第2期)。李兴耕、李宗禹认为，考茨基一生经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和叛徒三个阶段(《李兴耕：《关于考茨基中派主义形成的时间问题》，《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李宗禹：《关于“考茨基主义”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杜康传、余汉熙指出，过去认为考茨基纵容和庇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曾同左派站在一起，进行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杜康传：《重评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国际共运教研参考》1982年第2期；余汉熙：《论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高放、高敬增认为，纵观普列汉诺夫一生，功大于过(《高放：《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高放、高敬增：《纵观一生，功大于过》，《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李澄提出，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功大于过，而在政治上过大于功，至多是功过参半(《普列汉诺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程人乾指出，卢森堡的某些错误并未构成一个错误体系，她倡导的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反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有不朽的价值，她同列宁的一致点是根本的，分歧点是次要的(《卢森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卢森堡重新评价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近几年来，就布哈林的评价问题，争论得十分热烈。郑异凡首先提出重新评价布哈林的问题。他认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着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哈林虽在1916年提出“炸毁”国家，但并未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在1925年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着眼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他没有用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术语，只是指出阶级斗争逐渐缓和，最后“静息”；他的“和平长人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通过经济斗争和竞争，逐渐消灭资本主义成分；他以列宁的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自己的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论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有些人就布哈林的某一个理论观点提出与郑异凡类似的看法。汪义诚等指出，布哈林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中最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党要防止发生蜕化危险的人之一(汪义诚、汪毓清、陈为汉：《布哈林关于防止无产阶级国家蜕化的思想》，《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2期)。周耀明先后着文表示不能同意郑异凡对布哈林的评价(《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也谈谈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兰州学刊》1982年第2期)。王炳煜、陈凤荣认为，布哈林“炸毁”国家的观点实质上是在过渡时期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近年来，有不少关于国际共运史事件与人物同中国关系问题的论文问世。如阚思静的《可贵的史料，革命的情谊(“五四”时期我国报刊对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反映)》，(《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李显荣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高放的《永远鲜红的战旗——记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日)、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法国史通讯》〈巴黎公社专辑〉，法国史研究会，1981年)、马胜利的《饶勒斯与中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懋庸的《卢森堡与中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高放、高敬增的《普列汉诺夫着作在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播》(《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普列汉诺央与中国》(《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马细谱的《季米特洛夫和中国革命》(《红旗》198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