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23页（9817字）

中国文学研究，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要对象，同时包括55个兄弟民族文学在内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学科体系。

目前主要有以下分支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至“鸦片战争”)、中国近代文学(“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就其理论结构来说，包含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三个层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动着整个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

中国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传统。发展到“五四”时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理论的传播，也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这种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突破、被改造，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作为进步主流的文学研究，注意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引进自己的领域，比较重视探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时代政治的关系。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文艺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面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前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0一1957．6)：全面开创，积极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在抓紧政治、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首先，在文艺界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国前夕，1949年7月，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强调文艺界要执行“毛主席新文艺方向”。大会“决议”中，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此后，为贯彻这一方针，在文艺界先后开展了对电影、小说创作以及文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开展了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旧思想为中心的文艺整风和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学习与讨论，并积极提倡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标准。这些“批判”、“学习”、“讨论”，尽管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如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过批判“扩大化”和政治围攻的错误做法，因而产生了消极后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但它们对于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及其文艺思想，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思想理论上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武装，从而规定并影响着新中国文学研究的根本方向。

其次，提出了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激发和调动了我国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进行新探索、新创造以及开展批评与争鸣的勇气和积极性，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自由融洽的学术环境。

此外，在文学研究组织建设上，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一、为了加强对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采集与研究，1950年春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二、1953年春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所(最初设于北京大学，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起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着名文学史家郑振铎任所长，着名诗人、作家、文学理论批评家何其芳任副所长。先后设立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民间文学、文艺理论等研究组，与有关大专院校中文系相结合，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合理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机构体系。

上述诸因素的交互作用，推动新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天地。广大研究工作者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从新的理论高度，对我国文学的现状、历史以及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和研究，出现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理论着作和学术论文。这首先从现代文学领域反映出来，先后出现了王瑶、蔡仪、丁易、张毕来以及刘绶松等人的五部现代文学史着作。这些着作大都遵循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努力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到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动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强调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有的还借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概念，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在现代作家研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鲁迅研究。冯雪峰、陈涌、唐弢、王瑶等的有关论着是其代表性成果。其次，在文学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原理受到重视，出现了运用这一原理阐述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专着，如巴人的《文学论稿》(该书解放前初版，1953年经修改后重版)、蔡仪的《现实主义艺术论》(该书是作者解放前《新艺术论》的再版)以及蒋孔阳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等；同时还对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现实主义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等，开展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争鸣。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有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冯雪峰的《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7－9月号)、《关于创作和批评》和《关于目前文艺创作问题》(此二文当时未能全文发表，直到1983年才收入他的文集出版)，张光年的《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文艺报》1956年8月)，何其芳的《论阿Q》(《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文艺报》1956年10月30日)，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期)，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6年9月)，霍松林的《试论形象思维》(《新建设》1956年5期)，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文艺评论》1957年4期)，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在这一时期，争鸣最热烈、收效最大的是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朱光潜、蔡仪、宗白华、吕荧、黄药眠、李泽厚、蒋孔阳、洪毅然、高尔太等，不仅有老一辈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有新一代美学工作者。讨论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各抒己见，互相辩驳(主要文章均收入《美学问题讨论集》共五集)，初步形成了国内不同的美学学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发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开始发挥指导作用，突出表现在《红楼梦》研究中。1954年9、10月份先后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史哲》1954年9期)和〈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两篇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和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向代表“五四”以来《红楼梦》研究新高峰的“新红学”中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展开认真的批评(后来变成批判运动，并扩大为政治批判，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批评促进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讨论的深入，产生了一大批研究论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等。在古典文学方面，还出版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论着和古典名作选注本，如：冯至的《杜甫传》、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和《乐府诗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刘大杰的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杨公骥的《中国文学》、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等。

事实表明，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虽然发生了一些扩大化的批判运动，产生过一些消极后果，但总的说来，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不仅从指导思想上奠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尤其是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党对领导文化科学事业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及对文化科学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它从理论和政策上纠正了以往“批判”运动中“左”的错误倾向，为文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开创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第二阶段(1957．6－1966．6)：在曲折中前进，道路愈走愈窄 文学研究初呈繁荣，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就接踵而来，使文学研究走上一条曲折艰难而又日益狭窄的历史道路。这段时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1957年7月至1962年8月。虽然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但由于以下几个因素，文学研究还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其一，解放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普及，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艺术问题的基本原理的确立，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促使了新成果的诞生。其二，在研究队伍方面，不仅老一辈学者获得了新的理论武装，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新一代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也已经作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加入这一行列。其三，尽管“反右”斗争之后三、四年内，“左”的思潮日甚一日，“双百”方针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曲解，但它还没有被完全放弃，特别是1961年夏至1962年春之间，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亲自领导了文艺战线的全面调整，连续作了三个着名的讲话，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这些讲话从理论上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文艺方针，纠正了对文艺队伍的错误估价以及对文艺规律的一些错误认识，提倡艺术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比较自由活跃的气氛和社会环境。

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完成和出版了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文学原理、文学史及现实问题的比较成熟的学术着作。如：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是一部有自己理论体系并有广泛影响的论着；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以一当十》等，在典型问题、诗歌形式问题以及创作和鉴赏理论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和由游国恩、肖涤非、季镇淮、王起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既坚持社会历史方法，重视政治标准，又对那些思想性不强而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给以恰当评价，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着的《新中国文学十年》，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十年来的文学成就及其发展规律；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修订本)是一部文学批评史力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外，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研究也开始出现理论性专着，如贾芝的《民间文学论文集》、天鹰的《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等。二、从我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例如，关于“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问题，关于题材问题，关于“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问题，关于诗歌发展问题，关于共鸣和山水诗问题，关于戏剧冲突和历史剧问题，关于建安文学和曹操评价问题，关于陶渊明创作问题，关于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主流问题，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关系，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等问题)。这些讨论由于受到“左”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有的未能开展下去，有的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常常是正确的理论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三、研究视野逐步开阔，开始注意对学科发展的总体布局的研究。例如，从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特点出发，1958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的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并制订了编写计划。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以及有关省、地领导的有力支持下，短短二、三年内各地就编写出少数民族文学史10种、少数民族文学概况14种，编选有关资料100多种。此外，还出版了一批文学古籍，中华书局并组织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但由于“左”的思潮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研究工作中断了十多年，给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自“反右”斗争以后，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经常有受到批判的危险；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简单化，并由此提出许多清规戒律，如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厚今薄古”论，“越精华越要批判”论，文艺理论和创作中的“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论，“英雄人物无缺点”论以及对所谓“艺术即政治”的公式和“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的政治性批判，等等；这些做法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认识和运用丧失了创造性和能动性，于是简单化、庸俗化倾向迅速发展起来。

后期：1962年9月至1966年6月。这一时期以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为开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来，又对文艺问题作了两个片面的批示，全面否定和严厉批评了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整个文艺工作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文化指导思想急剧向“左”转，文艺界刚刚出现的好转形势，又很快遭到全面的破坏。

这期间，康生、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直接插手文艺界，掀起一系列政治性的批判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康生一手制造的《刘志丹》作者“利用小说反党”的冤案和姚文元对周谷城关于“时代精神”理论的挞伐。此外，文艺界还开展了对邵荃麟关于“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对戏剧《谢瑶环》、《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及以《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为代表的一大批电影的批判等。这些批判把文艺创作和文学研究逼入无路可走的绝境，学术“成果”只是一些大批判“文集”。这种极左的文艺批判，成为当时党内严重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江青一伙策划的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为后来“四人帮”对整个文艺界的批判，制造了“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文学研究领域，“四人帮”策划和指挥的一系列的批判(如批判所谓“黑八论”、批判“三十年代文艺”、评法批儒、批判《水浒》的“投降主义”等等)和他们炮制鼓吹的所谓“根本任务论”(指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三突出”原则(指文艺创作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以及“写斗走资派”的理论，使文学研究走上歧途。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是科学和理论发展近乎空白的时期。

第三阶段(1976年10月以后)：迅速恢复、全面发展、积极突破 从历史进程上这一阶段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恢复时期(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 主要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对文艺界的诬陷和攻击，推倒所谓“黑线专政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所谓“黑八论”；批判他们提出的种种谬论(如“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等)，为现实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恢复名誉。与此同时，原有的文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先后恢复，自中央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一批新的文学研究所随着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很快建立起来，一些大学也成立了各种文学研究机构，还相继成立了一批文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会，使文学研究得到了恢复。

二、发展时期(1979年至1983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80年上半年，就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全国范围展开了讨论。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并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突破口，文艺界对建国以来在理论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进行深入检讨，促进了整个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活跃，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主要表现在：(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改变了过去以“坚持”、阐释为重点的偏于保守、消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正确原则，由此引出许多有价值的新探讨，如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进一步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多角度(如它的产生，它的美学意义，它的主要论着的版本等)研究等。(二)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空前活跃，许多重要的传统课题重新提出讨论，并获得了积极的进展，如关于形象思维问题，关于“文学是人学”、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关于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关于典型问题，关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暴露功能问题，关于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关于灵感问题，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关于继承与借鉴问题等等；更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并在理论界开展了讨论。(三)开阔了研究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全面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积极注意港、台文学研究，广东、福建等地组成了专门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首先对港、台文学进行了有计划的介绍和评述；加强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的调查和研究，上海对“孤岛”时期文学进行了调查研究，四川成立了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会；打破30多年来关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期界限，开始进行前后相连的综合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原来按照“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被排斥被贬抑的作家作品，从艺术角度和社会影响进行分析，使其得到重视和重新评价，而文学史本身的研究也逐步摆脱狭隘的政治观念，更加注意联系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宗教史等进行新的探讨等等。(四)重视文献资料建设。198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制定了1982－1990年的9年计划；中华书局恢复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关研究室则主持或参与编辑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些丛书包括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目录索引等几类，每套150本至250本左右，正在陆续编辑和出版。根据巴金的建议，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收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手稿以及有关资料；民间文学方面，对着名英雄史诗《格萨尔》大力进行搜集抢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大集成也已开始组织编辑；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提出建立“资料学”的主张，并对资料的科学建设，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和说明。(五)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1983年春举行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会上确定了《美学原理》、《文学原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文学通史》(多卷本)、《鲁迅传》、《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蒙古文学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格萨尔》收集整理等十二项课题为国家“六五”期间的重点科研项目。这标志着国家对文学研究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通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虽然处在全面发展之中，指导思想上“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得到进一步克服，许多禁区被打开，视野比较开阔，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着作，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蔡仪主编的《文学原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陈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等，但在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还看不出明显的突破性的进展。

三、新趋势发展时期(1984年至今) 这时期主要特征是：(一)在理论上，人们已不满足于传统的理论所提供的体系框架，出现了刘再复以“人物性格组合论”为中心的系列论文，鲁枢元关于文艺心理学的探求，林兴宅对艺术魅力的新见等借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创造性研究的新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尚有争议，未臻完善，但总的说来，还是生机勃勃，独辟蹊径，开创了对建国以来传统理论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探求和突破的新局面。(二)在学科体系上，开始进行合理调整和补充。文学学科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它的合理的结构模式应当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处在基础科学层次的是文艺学原理，处在技术科学层次的是众多的分支学科(如文艺发生学、文艺结构学、文艺符号学、文艺形态学、文艺创造学、文艺性格学、文艺风格学、文艺鉴赏学、文艺批评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伦理学、文艺未来学、文艺美学、文艺管理学，等等)；处于应用科学层次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基础科学向上，经过美学这座桥梁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研究向下，直接连接着历史的和现时的文学事实。这是一个富有内在生命力的完整系统。然而由于长期的封闭和极左思想的束缚，在中间分支学科地带形成一片空白，影响着系统自身的生机和活力。近来文学研究界已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积极的调整，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速扩展，并已取得初步成果，它不仅直接推动我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更科学更健康的发展，还将促使其更快地走向世界。(三)在方法论上，开始进行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最初是个人关注、试用，1984年下半年起，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学术活动逐步开展起来，并很快形成热潮，推动了研究者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结构的积极调整和变革。这既是文学研究寻求新突破、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学研究走向更加自觉的重要标志。(四)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文化性格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这些人中有的已露头角，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努力追求现代文化观念(强烈的自主意识、开放意识和创造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有机整体观、开放性、多元性和创造性)和现代知识结构(以主攻学科为中心的多元开放的知识体系)，成为推进文学研究发展的最积极最活跃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在获得全面发展和积极寻求突破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在纠正“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时，有的文章、有些提法不够准确；在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时，个别文章出现了一些过头的、不够实事求是的提法；在对外开放，吸收和借国鉴外有关理论和方法时，也有不顾我国社会实际、生吞活剥的现象；在重视以往被贬低、被忽视、被排斥的文学现象、理论和学科领域时，放松了对一些传统的重要领域、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此外，在“双百方针”的具体贯彻上还常有摇摆，等等。但就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化气氛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是比较积极和健康的。它昭示着我国文学研究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