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18页（3233字）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五代的历史和文化等极端珍贵的原始资料。建国以来，人们经常利用这些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等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内兴起“敦煌热”，也使隋唐五代史研究工作揭开了新的一页：

1．成果累累 短短六年里，汉有关隋唐五代的学术论文就有100余篇，比建国以来29年发表的论文增加四倍多。专着有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二辑)、“丝绸之路”编写组的《丝路访古》、张钖厚的《王梵志诗校辑》等。重要资料则有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新疆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合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已出五册)、沙知、孔祥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室和图书馆合编的《敦煌学论文选》(上集)等。

2．研究工作大大深入和扩展 不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尤其是隋唐均田制的性质和实施等老问题，比过去更加深入、细致，而且从过去主要局限于均田制和变文等狭窄领域，迅速扩大到隋唐五代的门阀士族、农民反抗斗争、法律、宗教、音韵、职官、户籍、马社、赋役、高利贷、田制、质库制度、馆驿制度、烽堠制度、吐番占领敦煌时期历史、归义军政权以及唐王朝对西陲的治理等方面，填补了不少空白，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五代史内容。

3．在证史、补史和纠史上发挥了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由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人们对有关隋唐五代史的文献记载进行了再认识。这些文书既印证了史籍上许多记载的正确，也廓清了其中不少讹误，补充了缺载的人和事，一些佚文的发现，则使多年的疑难迎刃而解，从而有力地提高了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水平。

在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中，除结合文献记载阐述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考订文书的年代、流传、校释录文等外，还就以下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自田”。敦煌户籍上所载各户相邻田亩的自田，中外学者存在不少分歧。有的认为自田可能指自己另一段已受田。有的认为这种看法不全面，所谓自田乃是均田外归各户所有的私田(侯绍庄：《自田考释》，《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2期)。有的认为自田多数表现为确有私田的存在(杨际平：《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兼与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教授商榷》，《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2)关于“常田”和“部田”。吐鲁番文书上的“常田”和“部田”，史传缺载，中外学者有不同看法(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近年来，史学界又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研讨，有的仍认为“常田”是种植谷物的土质较好的耕地，“部田”则是土质不好的土地(黄永年：《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文史》第十九辑)。有的认为，未注明为“易田”的“部田”，应该与“常田”同属优质农田，不同在于“部田”是乡一级官吏所经营而又分布于各里的农田，“常田”则为里正所掌管，并认为“部田”不是屯田，“常田”属均田，不是“自田”、“买田”(赵吕甫：《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3)关于永业田的性质，主要有两说。一说认为永业田是具有国有和私有两种性质的土地(武建国：《试论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另一说认为永业田是私田(翁俊雄：《关于唐代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此外，有争议的问题还有敦煌地志文书中的公廨本钱、张议潮的籍贯、曹议金执政年代、曹元德为何遣使于辽、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等。

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显着进步。近年来，过去比较薄弱或无人问津的唐后期、五代十国、地区经济史和部门经济史、藩镇割据、典章制度、法制、宗教、史学、思想文化、历史地理等的研究得到充实、加强或开拓，涌现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着。

总之，第三阶段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成绩是显着的，但研究工作发展不平衡、尚有待进一步改进。注意研究信息不够而产生的选题过于集中、重复劳动现象仍然存在，缺乏新意之作也屡见不鲜，应多出一些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将隋唐五代史研究工作推向更高阶段。

【参考文献】：

一、专着：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汪籛：《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谷霁光：《府兵制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

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

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付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1年。

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二、论文：

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孙达入：《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向达：《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