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45页（3267字）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是解放后在中国近化史研究领域最早展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关系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恨本问题。迄今仍吸引着近代史学界的密切关注。

35年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在50年代，近期的一次从1980年开始，迄今仍在继续中。

第一次讨论是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开始的。到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为止，共有24篇论文发表，其中包括范文澜、荣孟源、金冲及、戴逸等的文章。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将这次讨论中的若干重要文章编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出版。这次讨论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的名义下进行的，分期本身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于分期标准，胡绳指出，“中国近代史着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多数人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的发展作为线索，对于胡绳提出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讨论中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随后，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着作相继问世。代表性的着作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该册由刘大年负责，近代史研究所有关人员参加编写)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62年和1964年出版；1981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前两书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指导和参考作用，具有奠基的意义，但影响毕竟较小。后书70万字，篇幅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三本书在处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上，都是遵循着50年代那一次讨论的结果的。

1980年起，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人从拔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由胡绳提出并得到较多人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从而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这次讨论中虽也涉及分期问题，却不象第一次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丽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自李文发表后，到1984年底，直接讨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文章又有十好几篇。这一次讨论与上一次比较，问题提得更明确，研究更深入，分歧更显着。概括说来，大体上有三派主要意见。

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而提出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般人把它概括为“三个阶梯”论，李时岳认为不确切，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应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它的依据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但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三次革命高潮”。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序言中以及有关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范书义、苏双碧、张海鹏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以章开沅为代表。章开沅在1984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期：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认为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比较上两派观点，章开沅认为“洋务一维新一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的现成公式。他主张“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串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主张仍是较为接近的。

这一次讨论仍在进行中，尚未得出为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结论，但争论各方观点鲜明，分歧之处明确，某些问题也表现出互相接近的趋势。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旧史学谬误的批判，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丰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近代史知识，已经起到还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