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友好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主流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38页（2117字）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在报刊杂志上撰述了大量的古代中国与邻国友好往来的文章，对于中国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历史，一致认为从时间概念而言，是开始得早；从空间概念而言，其范围之广泛，交往国家之众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从时间上，有的学者认为开始于公元前后，有的认为还更早。邵循正认为：“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日本山阴、北陆等地曾发现很多形状酷似先秦古钟的铜铎。日本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先秦文化曾以原始交通工具，通过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自然航路传入日本。同时中国的铜剑、铜鉾等物，也经朝鲜横渡对马海峡传入日本北九州等地区”(《两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新华日报》1955年第10期)。季羡林认为：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可以远溯到公元前一千年。两国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宿的理论，这证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人民出版社，1957年)。而中国和越南的文化，5000年前就有不少共同之处。“越南北部所发现的石器和我国四川所发现的石器，几乎完全相同”。公元前200年，我国民间和越南已有贸易往来(周一良：《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新华日报》1955年第7期)。我国与柬埔寨在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已有接触(陈显泗：《两千年来中柬人民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对于我国和西邻诸国的友好往来，史学界也进行了研究。对于古波斯(今伊朗)，朱杰勤认为：中、伊两国的交往，始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汉武帝统治时期。即伊朗帕提亚王朝时代，由于其王朝的建立者是安息一世，所以中国史书称伊朗为安息(《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中外关系史的另一特点，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如此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广泛进行友好交往。近30年来，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涉及的地区遍及五大洲。过去对中非关系史研究注意不够，近年来我国报刊发表关于中国与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古代交往的文章甚多。美洲在世界文明史上开发较晚。近年来论辩中国美洲古代交往的文章，也波澜迭现。论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友谊射线，遍及全世界。
至于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战争，学者们认为那虽是支流，但“中外关系史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要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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