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术综合体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84页（8807字）

不少技术研究者都对影响与构成主题上所存在的狭隘性感到不满。比如，社会构成主题的问题在于，它几乎没有为技术对社会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影响留出空间。最近的研究开始致力于分析我所说的“社会技术综合体”，并以此来整合影响的主题和构成的主题［这方面的最近研究成果，参见劳和比杰克，1992］。在简要地评论这种研究之前，我想再回到海岸工程的案例上来，因为它似乎尤其需要进行整合性的分析。

三角洲计划

荷兰1953年发生的灾害迫使人们从政治上来检讨堤坝恶化的状况。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究竟是修复和加高堤坝还是寻求更彻底的方案呢?［在二战之前，范·维恩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些计划，其中包括封闭泽兰三角洲的海潮盆地。但是这些计划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1953年2月18日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1954年2月发表的关键性报告推荐了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案。这项工作于1955年8月以非官方的形式开始启动。1957年，荷兰国会最终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选择了这项彻底的解决方案。一项具体实施“三角洲计划”的法案获得通过——莱茵河和马斯河流入北海的西兰三角洲的所有海潮入口都要封闭，但连接着安特卫普和北海的西斯海尔德(Westerschelde)和连接着鹿特丹和北海的沃特韦格(Waterweg)除外［参见图11．1］。

图11．1 1958年5月三角洲法案通过的“三角洲计划”

注：地图的北部边界是荷兰钩和鹿特丹．南部边界是比利时国界(安特卫普是最南端的水道德海尔德的终点)。

这个激进的选择要求人们部分地放弃已有的堤坝和松散的水文管理体系。用“高科技”来封闭海潮入口的宏大工程将受国家司法管辖，而不受地方水文机构所控制。1953年洪灾之后，中央权威机构——国家水文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松散的控制体系要对某些堤坝的恶化承担部分的责任。［国家水文委员会是管理水文和堤坝的国家机构。因为它规模庞大而且与政治权力相关，所以有时候被称为“国中之国”。］另一个可能的结论是［虽然当时只有少数人提出］，松散的堤坝管理体系提供了关键的技能、知识和技术，从而能够在堤坝破裂之后及时地做出现场的反应。在三角洲计划中，在松散控制体系下，海岸由约1000公里的堤坝来防护，而在中央控制体系下，只需不到30千米的堤坝就够了。到50年代后期，人们十分信任国家水文委员会，这一集权化的措施并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

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它明确地被确立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三角洲学校”。第一个工程是在莱茵河下游的［1953年位于奥德克尔克］决口处建造一道堤坝，以保护荷兰的中心地区。［堤坝的结构是，它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让海潮通过，但是当出现高海潮的危险时可以关闭。］其他工程则是为了提高坚固性和复杂性。除了四处主要的封闭工作以外，一系列次级的内陆水坝和水闸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在进行封闭工作时控制潮流，同时也能控制后来的水位。在四个主要的封闭口将建成三个堤坝与一个莱茵河和马斯河的泄水闸。在关于三角洲计划的细节讨论中，安全标准占有优先地位。政治和技术讨论中出现的一个专用术语是三角洲水平——在风暴中出现的概率为1∶10000的水位。堤坝的设计就是以此为标准的。在实际的设计活动中，这个所谓的基准——海水侵入的概率为1∶10000——并没有像在政治讨论中那样明晰和确定。各种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水文海岸的变量和“经济简约因素”导致了对荷兰海岸水平的不同设计。比如，泽兰海岸最终的设计水平是1∶4000。允许海潮进入的防水堤坝或水闸被取消掉了，因为它们太过昂贵。于是，三角洲计划将建造几个没有任何潮汐运动的巨型的淡水湖。尽管尚未对生态后果作详细的分析，也许没觉得有这个必要，但是人们还是意识到，必须取缔牡蛎养殖场和近海捕捞作业。为了保证安全，付出这种代价是情理中的事。人们甚至没有对此进行讨论，因为谁都知道淡水是本地区农业发展的命脉。

人们普遍认为，三角洲计划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技术工程，其中最后一项宏大的封闭工程远远超越了1953年首次提出这项计划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然而，要想在国会通过该计划之前实施这项工程并非是一件易事。当国会通过法案后，事情才变得异常顺利。这可以说是一种象征，它表明本计划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安全性成了一种优先的考虑。它也表明，全国民众对国家水文委员会充满信心，认为它作为核心机构有能力来贯彻这项计划。

三角洲计划不仅需要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而且需要组织和经济上的改革。国家水文委员会三角洲管理处的首任处长试图与有关机构磋商，以便直接与主持工作的部长接触，使他能够压倒国家水文委员会的其他竞争部门。他仅仅获得了局部性的成功，因为他还须面对既有的等级结构。这一失败以及国家水文委员会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在三角洲计划的不同的技术设计“内部”中得到体现。比如，哈林水道(Haringvliet)泄水闸的大型设计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结冰状态下所面临的风险。在国家水文委员会中占据不同职位的工程师对这种风险做出了不同的评估。另一个设计团队也有可能设计出更小的闸门来［H．A．弗格尔森，1988］。其他的“组织”改革包括，组建新的水力学研究部门，与代尔夫特(Delft)水力实验室建立新型的关系，对年轻的工程师进行现场的训练以弥补理论教育的不足，以及与挖掘公司、建筑公司、沉排生产商签订新合同。在该工程结束之前，资金变量始终起支配作用，任何设计都不例外［参见下文］。

虽然三角洲工程的最终结果，尤其是东斯海尔德(Oosterschelde)堤坝，现在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虽然它的成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该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局内人士依然认为，并不存在线性的知识积累过程。即便是在堤坝的设计这种看似单纯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争议。比如，直到1953年洪灾发生后工程师们才认识到，堤坝的决口几乎总是出现在堤坝内侧；涌过堤坝顶部的海水会冲刷内侧斜坡，到时堤坝就会决口。实际上，从史前起，建造和修补堤坝的工作都是从堤坝的外侧着手的。即便对1953年的堤坝决口作过充分的研究，建造堤坝的知识也不能说是一种客观的、固定的科学事实。比如，在三角洲计划中，H．A．弗格尔森［1988］对存在于两个主要的封闭堤坝之间的显着差别作过这样的评论：

你可以认为这些［差别］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然而，这样说的理由是，设计者无法就建造外侧坝肩的益处达成共识；有时候反对者会获胜，于是维莱大坝(Veere Dam)没有建造坝肩；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支持者获胜了，于是布劳沃斯大坝(Brouwers Dam)就有了宽阔的坝肩。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做最好［第60页］。

模型研究在三角洲计划的实施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就使用了数学模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得到了物理模型的补充，在物理模型中，物理维数被缩小100～400倍；时间则放大了40倍；用人工树脂缩小了沙子的比例；水仍然是1∶1。［垂直方向的比例缩小到，比如100∶1，与水平方向缩小的比例，比如400∶1要小一些，因为水在浅水流中的运动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所有技术模型中复杂的比例规律的一个例证。这些比例规律意味着，从模型中得到的研究结果无法以明确或“客观”的方式被转译成1∶1的比例，这与科学实验结果无法为自然的状态提供明确的答案一样。］最复杂的东斯海尔德模型所使用的是咸水和淡水的混合体。在细致地考察堤坝及其结构时，人们还使用了风和水波槽。考察模型研究的组织与解释比例规律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因此，与编织沉排或设计泄水闸一样，维持国家水文委员会、代尔夫特水力实验室与私人建筑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三角洲封闭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代尔夫特实验室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工作，但是把它们转化成设计和建造工作则是国家水文委员会的任务。在某些方面，一些私人厂商也能从事代尔夫特所作的模型研究。但是为了竞争，它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其他厂商和国家水文委员会保密，模型室像军事研究机构一样戒备森严。

到60年代末，三角洲计划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着手进行最后一项工作——封闭最大的海潮盆地东斯海尔德。1971年，浇灌堤坝的混凝土立方体核心结构的支架已搭建完毕。然而，50年代举国上下支持三角洲计划的热情开始消退。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关注东斯海尔德特殊的海潮生态特征；并对封闭港湾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它很有可能成为吸纳莱茵河和马斯河污水的巨型蓄水池；人们日渐注意到欧共体的黄油和小麦“堆积如山”，这降低了运用新的淡水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粮食生产不再像二战之后那段时期那样是首要的问题。发生在70年代的各种社会变迁也对三角洲工程产生影响——国家水文委员会［以及荷兰众多的其他政治机构］的权威受到了质疑。在1972年的大选中，东斯海尔德的封闭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保持东斯海尔德的开放并加高所有的堤坝。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荷兰几乎变得四分五裂。在国会中，15年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项工程，但是现在的支持率却降到了50%。某些海岸工程师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建设更安全的国家的受人尊敬的建设者变成了生态的破坏者，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这样看。

1974年，在平息了多年的内部争议之后，政府决定再启用堤坝来封闭东斯海尔德。这将使三角洲计划的完成期限推迟7～8年，四千分之一的汛难概率这一“三角洲水平”的安全标准的实现也是如此。在许多人，尤其是泽兰人看来，这是一项难以接受的冒险之举，因为目前的堤坝的汛难概率是1∶100。在国会中，一项继续支持彻底封闭的动议案因75票对67票而遭否决。那些支持封闭的人称之为“一项纯政治性的决策”。

绳索支架被拆除，新型的沉排被挖走。对海潮和沙质海底的深入研究开始启动。为了在推迟本计划期间提高泽兰的安全系数，防汐堤坝被加高了，汛难概率降低到了1∶500。不久之后，这项计划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发现，东斯海尔德的底部是非同寻常的流沙，海潮的速度和相应的体积远远超出了任何一项计划所预设的规模。由此产生了一种后果，堤坝的建造必须要在开放的潮流中进行。这项计划中惟一的大型力学建筑——泄水闸建造在入水口的农用低田中；在完成泄水闸的建造之后，低田被淹没，它周围的堤坝被拆走，水闸与海岸之间遗留的决口可以用防汐堤坝来封闭。这样的解决方式如今看来是无效的，因为由此导致的海潮量的减小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东斯海尔德的生态环境。人们围绕着几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展开了讨论，并对模型研究进行试验。

主要的问题有两个，堤坝的基础结构［仅仅几英寸的滑槽将会堵塞水坝的滑动门，致使防汛大坝变成废物一堆］和对预算的控制［国会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投入；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封闭的重任就只能交付普通的堤坝来完成了］。建造能装四个40米长的震动针的新型船，用以夯实海床，用经过特殊设计的船只，以水平和垂直的精确性［精确到几英寸］将事先制作好的沉排投入海底，这些做法可以部分地解决基础结构问题。预算问题可以通过一组策略来解决：在最后的阶段修改设计［在屏障中减少一扇滑动门］，在建设期间先忽略不干预生态的原则［工程师可以“携带橡胶蹼”，以便多次封闭屏障之用］，以及富有想像力的记账方式。

东斯海尔德的防汛堤坝于1986年10月4日由荷兰女王亲手开启。这实际上宣告了三角洲计划的完成。它的完成推迟了大约10年之久，东斯海尔德屏障在预算上超出了30%。同时，这个技术系统被广泛地誉为荷兰海岸工程中的一顶皇冠。然而，它依然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因为它的基础结构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危险性。在三角洲计划中，安全的价值和环境保护被纳入了这项技术中，东斯海尔德屏障也许最恰当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国家水文委员会的组织、挖掘公司和实验室的关系以及荷兰国会的财政政治与沉排、水泥柱、铁门和控制计算机一样，被一并嵌入这项技术中。荷兰社会塑造了三角洲计划这项技术，而三角洲计划同样也塑造了荷兰社会的未来。

然而，本节要讨论的技术论进路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结论上，即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技术的构成是一种互补的现象。还有一种主张认为，即便是社会和技术之间的区分也不能先天地划定。用防汛屏障来封闭东斯海尔德是一项技术的解决方式吗?大多参观过防汐坝的人、工程师以及其他人肯定都这么认为。或者说，它是一项政治的解决方式吗?70年代后期的两个竞争性党派的发言人肯定会这么看的。三角洲计划是一项缩短海岸线从而保护泽兰免受海潮之苦的技术吗?或者说，它是一套集中地管理堤坝以保护泽兰的社会系统吗?如果我们近距离分析三角洲计划和东斯海尔德屏障［或者说沉排］的社会技术综合体，那么显而易见，这些东西的构建要素并非是先天的，并非先天地具有社会的、技术的、经济的或文化的本性。这些不同的要素编织成一张无缝之网。

社会技术综合体：三条进路

80年代兴起的研究认为，技术和社会是技术要素、社会要素、政治要素和经济要素组成的紧密联系的异质综合体。这样的技术观有几条进路。所有的进路都具有若干共同的主题。［最近，德国的研究对诸如此类的术语进行概括发起挑战，因为除了直接使用这些术语外，它们还创建了更多的术语，参见亨南，1992；约尔格斯，1988；拉默特，1990；魏因加特，1989。］比如，虽然这些进路并不接受技术决定论或自主的技术观，但是它们都试图解释技术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力量。麦肯齐和斯皮纳迪［1988］对技术决定论的概念做出区分，从而把它改造得更妥帖些。米萨［1988］论证说，技术决定论在技术论中的出现，不能被简单地斥之为是不合时宜地使用过时了的标准的技术形象。他论证道，微观分析的技术研究倾向于支持技术偶然的、非决定论的特征，而宏观的研究则倾向于得出决定论的技术图像。

系统进路把技术作为异质的系统来分析。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系统获得了技术动量，这种动量似乎把系统推向某种特定的、具有自主性的方向。［对这条进路的最充分的表述，参见休斯，1983。在对纽约、伦敦和柏林电力分布的比较分析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表述。］休斯［1987b］的主张明确地反对社会、技术以及科学等等之间的先天划分。施勒姆［1985b］也分析了大型的技术系统和网络，但是他采取的是社会学视角，并综合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我们可以断定，三角洲技术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它是由一组异质性的要素构成的：比如堤坝、防汛屏障、海峡、湖泊、水位、咸水区和淡水区、航线以及封闭的和开放的泄水闸和屏障的规则。休斯从技术系统的发展中分辨出了国家风格，这进一步细化了社会构成的主题。就海岸工程学而言，这将会得出如下结论，比如，英国和荷兰的防汛屏障的设计风格存在清晰可辨的差异。“技术动量”这个概念准确地把握住了技术系统表面的自主性，同时它也表明，这并非是一种固有的性质，而是在技术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虽然对大型的物理技术系统，比如电力分布系统、铁路系统或电话系统的分析拓展了这条进路，但是它也适用于较小的物理系统，比如导弹制导系统［麦肯齐，1990a］和宇宙飞船(平奇，1989)。然而，这一研究方案的力量仍然在于对大型技术系统的分析［拉·波特，1989；迈因茨和休斯，1988；魏因加特，1989］。休斯那种特殊的框架把［私人］商业系统，比如爱迪生和西门子这样的企业系统的创建者也涵盖在内。而且，这些系统积累动量的方式之一就是规模效益。这些不同层次的研究似乎不能直接适用于三角洲计划。

与卡龙、拉图尔和劳联系在一起的是行动者网络进路，它把社会技术综合体描述为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异质网络。卡龙［1980、1981、1986b］、劳［1987a］和拉图尔［1984，1987，1992］为这条进路提供了经典的例证。要想获得更多的参考文献，请参见劳［1986 c］，比杰克、休斯和平奇［1987］，劳［1991c］以及比杰克和劳［1992］。这些网络的拓展是通过转译的链接来完成的——网络中的行动者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移向不同的位置，并由此转译这些行动者的意义。转译概念是行动者网络进路的关键［参见本书卡龙撰写的文章］。它可以用于分析社会秩序是如何通过改进和改造机器、制度和行动者来呈现的。行动者［比如企业的领导，国家水文委员会或黑手党头目］的力量并不在于这些个体或机构所拥有的特定的内在特征，而是源自于他们所能控制的网络。行动者网络进路的特色——它可以把这条进路与STS研究中其他无数的网络词汇区分开来——在于它的本体论基础。行动者网络进路拒不接受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实质上的划分，而这一划分在西方社会学以及大多后康德的思维中占据核心的地位。它依赖于某种前现代的基础。［关于基础问题的争论，参见科林斯和耶利，1992a，1992b；卡龙和拉图尔，1992a。］“总体对称原则”的意思是：用同一个概念框架来分析人与非人的世界；换句话说，解释社会技术综合体的发展无须仰仗技术还原论和社会还原论。这条进路与三角洲计划的联系一目了然。这个案例可以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词汇用不同的代理者(actant)编织了一个网络，比如工程师、国家水文委员会、环保主义者、堤坝和屏障、牡蛎、海潮以及风暴。［行动者网络进路援引了符号学。运用actant这个术语可以避免actor所具有的社会科学的传统内涵。］因此解释东斯海尔德屏障的发展应避免用单一的“社会因素”，比如政治、资金或恐惧，也应当避免用单一的“技术因素”，比如日益增长的工程知识、更优良的沉排，或者速度更快的计算机。

在技术的社会建构进路中，平奇和比杰克［1984］把“相关的社会群体”作为自己的起点。［“技术的社会建构”进路最初出现在“技术的社会构成”这个标题下。犹豫片刻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在这里——社会技术综合体这一节中来讨。因为它的理论正在发展中，而且它把“技术架构”这个概念——参见下文——看做是技术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的技术构成之间的结合点。］可以说，对人工物的描述是透过相关的社会群体成员的眼睛来进行的。在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不同的人工物，其中一些不同的人工物常常为同一种“事物”所掩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事物”就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揭示它的方式在于，考察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体是如何赋予它不同的意义的。在论证技术社会学的可行性的过程中，对解释的可塑性的这样一种证明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它表明，人工物的同一性及其技术的“有效”或“无效”取决于社会变量，而不是它的固有属性。下一步是描述人工物事实上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因此人们可以追踪这种人工物的稳定性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平奇和比杰克［1984］讨论的例证是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装有大轮子的自行车。在他们的描述模型中，第一步是对这种人工物进行社会学解构［由分析者进行］。因此，这一步从“隐藏在”大轮子常规“内部”中揭示出，至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工物：对女性和老年人来说似乎是不安全的装置，以及对男性来说是“富有的、有胆量的小伙子”的装置。第二步是追踪这些人工物的社会建构［由相关的社会行动者群体来进行］。我们可以发现几种能够终结解释的可塑性的“终止机制”，并开启了这种人工物在相关的社会群体中的稳定化过程。第三步是在超越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概括，从而形成某种社会技术综合体的理论。因此，“技术架构”(technological frame)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释异质社会技术综合体的发展，从而避免社会还原论［比杰克，1987，1992］。技术架构规定了相关的社会行动者群体之间的互动结构。“技术架构”的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适用于所有的相关社会群体——技术专家和其他人。当“围绕着”某项技术的互动开始启动并设法维持下去的同时，它就被确立起来了。比如，我们可以认为，早期三角洲计划的技术塑造了海岸工程师的技术架构，并强烈地驱使人们去选择颇具野心的“高科技”的解决方式［解决东斯海尔德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加高东斯海尔德盆地周围的所有堤坝。现有的实践的确指导着未来的实践，尽管这种指导并不具有逻辑决定的关系。在对社会技术综合体的分析中，“技术架构”形成了一个枢纽；它通过技术影响互动并由此来塑造特定文化的方式；但是，它同时也解释了一项新技术是如何由这样的活动，即以特定的方式推动和限制相关社会群体内部的互动建构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