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社会学对计算机科学的知识类型分析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26页（1392字）

“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可以运用于计算机科学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就如同它运用于其他科学领域一样。人们所探讨的领域有时与人工智能有关，有时则不然；但是总体路线没有什么不同。

试图从“民族志”、“实验室研究”之类的进路来探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有黛安娜·福赛思以及每节都提及的沃尔伽和我本人。⁽²⁾福赛思［1987］把自己的人类学技能运用到专家系统的实验室当中，首先是在斯坦福，后来是匹兹堡。福赛思观察了知识工程师们是如何工作的；基于SSK的视角，她观察了他们是如何寻找那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的；她与知识工程师通力合作，对这些问题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福赛思和布坎南，1989，1991］。

沃尔伽在电脑公司研究了一段时间，并参与了新型个人计算机的开发。本质上，这不是一种智能机器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结果无疑可以运用于人工智能领域。沃尔伽的许多同事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比如探讨软件工作室的研究文化，以及对信息系统开发［即公司组织的系统方式］的研究。沃尔伽和鲁塞尔还从不同的角度，在道德恐慌的层面上撰写了一篇讨论计算机病毒的文章［沃尔伽和鲁塞尔，出版中］。

我本人在此方向上的工作是，描述与知识工程师的合作研究以及半导体晶体生成器的专家系统的发展。在我看来，在把技能规则清晰地编入程序时所遇到的困难是一个已完成的程序与专家的技能之间的关系问题［科林斯，1990／1992，第10～13章，也可参见出版中a］。

谢里·图尔克莱在《第二自我》［1984］一书中探讨了为何人们会把计算机当作儿童来看待——也许有人会说，这无非是一种拟人化的过程罢了。这也是一部出色的人工智能的争论史。⁽³⁾最近，图尔克莱主张，神经网络规则的晦涩使之成为一个人们趋之若鹜的神话，并且这一点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都把希望寄托于此。

许多研究者在批判人工智能时运用了SSK或一般科学论的视角。比如，现在执教于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法律系(Law Department of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的菲利普·利思(Philip Leith)发起了一场诗史般的抗议运动，试图抵制用PROLOG编程语言来替代法律裁定［比如，参见利思，1987］。⁽⁴⁾

在爱丁堡大学，埃洛伊纳·佩莱茨［出版中］撰写了一篇有关软件危机的学位论文，而迈克尔·奥拉扎兰的神经网络史也正考虑出版。这两个人的导师唐纳德·麦肯齐，他本人也写了一篇有关算术算法演进的论文，文中指出，所谓正确的计算机算法都是相对于特定的科学背景而言的。他的论证展示了一种恰当处理误差的途径［麦肯齐，未注明出版日期；也可参见科林斯，1990／1992，第5章］。麦肯齐［1991］还发表了一篇分析计算机程序的“可证明性”(provability)概念的论文，文章集中讨论了英国的“Viper”计算机。运用科学论的分析技巧，麦肯齐指出，关于这种计算机程序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主张，如果用主张者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