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与环境问题的兴起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52页（2075字）

到目前为止，对环境问题的科学理解以及大众关于“绿色”问题的争论在科学论的文献中还没有占据显着的位置。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从科学论的角度分析生态科学或环境争议；相反，我们可以发现浩如烟海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虽然从总体上看，它们缺乏联系［比如科林斯，1988；克拉梅尔和范·登·达埃勒，1985；奈尔金，1977c；沃斯特，1985；温内，1982］。我的意思是说，在科学论中，“科学与环境运动”或“绿色科学”还没有像实验室民族志或诸如此类的研究那样被确立为是研究旨趣的核心。

我撰写这篇文章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回顾并收集数量虽少但越来越多的关于环境的科学论文献。我的第二个目的是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环境问题是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关键点。提出这个论断有四个重要的理智上的理由。第一，科学专业知识日益成为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围绕这些政策的争论的中心。无论是在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杀虫剂残留的危害问题上，还是在基因工程克隆有机体的问题上，科学家的建议都被看成是，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也能成功地把自己的建议提升为是权威性的源泉。然而，他们的建议工作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专家们时常为他们的建议或分析性预设争吵不休，人们开始意识到专业知识的不充分之处；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甚至拒绝专家的解释。文化可以对处于科学家的环境话语之下的自然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雷纳，1991，第86～89页］。政治团体和政治利益也会影响科学评价的内容和形式［贾撒诺夫，1986］。总的来说，科学的社会研究对这类现象耳濡目染。在解释这些问题时，科学论不仅可以提供自身的经验，而且还能够从环境争论的特性中有所收益。

科学的社会研究应该特别关注环境问题的第二个理由是，许多环保主义者用科学来系统地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因此，环保主义的活动分子越来越认为，科学的“硬事实”现在支持了他们的论点，即这个星球已经被我们的工业社会糟踏掉了［波里，1989，第353页］。一位独立的科学家、盖娅假设的创始人詹姆斯·洛夫洛克经常说，他的电子检测器［可以检测到微量污染物］为环境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背景信息。⁽²⁾德国重要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克·贝克认为，环境抗议是他所说的“反思性现代化”——现代主义原则破坏性地运用于自身的一个主要例子。在乌尔里克·贝克看来，我们所说的“后现代性”危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现代主义分析可以削弱自身。这样，对科学的系统分析本身［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比如对科学方法的哲学研究——就限制了科学的认知权威。专家和反专家之间在风险和安全的科学评估问题上的争论证明了这一点：

工业对科学成果的利用不仅带来了诸多问题；科学还提供了一种手段——范畴和认知工具，对于把这些问题认作是问题，把这些问题作为问题提出来［或者相反］而言，这种手段是必需的。最后，科学也提供了“克服”它自身要对之负责的威胁所需的先决条件［贝克，1992，第163页］。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科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资助，“科学机构”常常因为它追随政府的目标而遭到批评。把科学用于生态批判为科学的分析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具有潜在启发意义的反例。

科学论应该特别关注环境的第三个原因与生态科学可能的批判作用密切相关。因为科学的知识主张和科学专业知识不仅通过方法论效力［电子监测器］和技术专业知识影响着环境争论，而且科学也为环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模型。比如，洛夫洛克的盖娅概念不仅为解释这个星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以生态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而且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可信性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我不想做这样的暗示，在所谓的科学实在与世界观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环境科学所独有的。很显然，它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也常常被认为是在传授形而上学。但是，这些关系在现代科学的历史中并不是时常发生的，因此它们的出现值得仔细分析。

把环保主义作为科学论的中心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国家政府的发起、国际性项目以及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使环境的科学研究在范围和重要性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大学课程以及学生人数也在不断膨胀。其他相关的活动，比如科学咨询甚至由专家发起的野外度假，也从这种增长中获益匪浅［耶利，1992b］。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着这类科学工作，所以下述做法似乎是合理的，即应该对它做出更多的科学观察。

我将沿着两个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方向来展开对环保主义与科学论的评论：第一，我们观察到，绿色运动和环保主义政治学特别依赖于科学权威；第二，我们考察了政治和公共舆论的绿色化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彼此不是独立的，但是为了便于表述起见还是有必要把二者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