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61页（1127字）

在本章的这一部分，我想讨论一下环保主义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是，科学家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为政府机构、工业部门和环境组织工作或充当顾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会对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产生更普遍的影响。在本节和下一节，我将探讨四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第一，对科学行为的可能影响；第二，某些特定的科学理论或范式与环保主义之间建立起来的特定关系；第三，对环境的关注可能会影响研究政策；最后，环境争论可能会使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让我们回到第一种可能性上来。科学家在环境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否在科学职业中激发出了不同强度的绿色意识?因为绿色与否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关生活方式的政治学问题——它要求玻璃制品应该统一回收到“玻璃瓶废品站”，耗油汽车应该取消等等——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期待在科学家的日常工作中给出理智上的明证。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科学思维也许集中于此］在比如使用回收型纸张方面并不比大型商业组织更“进步”。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长期以来习惯于重复地使用仪器、创造性回收以及谨慎地节约资源；相比之下，西方的大学在消费资源和设备方面仍然很奢侈。作为个体的科学家也许会花时间为环境团体提供义务劳动，但是面临迫切的资金需求的大学以及学院工会很少会把对环境的敏感性纳入他们的核心任务中来。

最直接地受绿色关怀影响的科学实践领域也许是对实验室动物的处理［约森，1988，第39～47页］。虽然动物权利并未成为绿色团体的主导性议事日程的中心，但是这个问题却代表了科学共同体与以自然世界为基础的政治之间的最敏感的联系。大学和产业研究人员一再被指责为是伤害动物的罪犯。大多数科学组织的反应是不赞同极端的抗议形式，但重新肯定动物实验的道德价值和实践价值。这种反应有许多社会学方面的理由。比如，对于大多数实验来说，使用公认的方法比其他替代性方法更易于获得职业和商业上的认可［夏普，1988，第115页］。而且，动物试验在科学实践中已经被牢固地制度化了。正如鲁佩克［1987］指出的那样，在上个世纪，活体解剖

对实验生理学来说有着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和象征意义……实验生理学被当作是一匹马，它拉动着生物医学这架马车紧紧地跟上化学和物理学这样的精确科学，正是动物实验赋予了生理学以这样的力量。［第6页］

因此，就动物权利而言，大学在期望保护其成员利益与期望坚持环保主义的自由和进步原则之间陷入了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