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知识的形成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09页（5135字）

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政治现象在哪些方面是有所裨益的呢?虽然普赖斯［1967］试图引入“科学财产”的概念并把它当作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几个主要力量之一，但是主流的政治科学仍然以精神分裂的方式看待这一主题。科学主张被当作毫无问题的真理而普遍接受；但是，当出现争论时，人们又认为科学决策与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十分相似，所以不值得特别关注。政治科学看待科学政治学的眼神就仿佛是研究阿尔巴尼三的政治学一样，没有研究价值。⁽¹⁾

STS的视角反对上述观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两个分支尤其如此。利益理论考察了各种各样的行动者的关怀是如何体现在知识当中的［巴恩斯，1977；布鲁尔，1976］，社会建构论则论证了行动者是如何通过社会过程来赋予客观性或者事实性从而获得知识的［诺尔－塞蒂纳和马尔凯，1983；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研究者与其他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磋商把科学家及其资助者的预设和世界观注入科学知识之中。当这些预设与科学知识一起被带入技术和专业实践中时，在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就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是事实。

资源的整合

科学－政府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仰仗于科学家与机构官员之间的联合。当实验室的负责人飞来飞去参加会议时，他们就是在成功地聚集资源，因为在提供资金的官员看来，给予某个可能的科学精英以资金和权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精英科学家的网络既有一个“内部”［看上去像“纯科学”］又有一个“外部”［其他行动者皆出现于此］［关于超知识网络，参见拉图尔，1987，也可参见诺尔－塞蒂纳，1982；关于技术系统，参见施勒姆，1985b；关于行动者网络，参见卡龙，1986a］。只要“跟踪行动者”，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在互动上的调整，而这恰恰导致了科学知识的形成。

科学家具有什么样的权力来与政府官员磋商呢?丹尼尔·克夫莱斯的《物理学家》［1978］指出了几个因素。19世纪晚期，物理学在美国新兴的研究型大学中发展起来，它得到了渴望获得声望、处于成长阶段的、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的支持。在早期，物理学家形成了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在政府科学家当中依然存在：一是好科学的精英主义，一种坚定的，相比之下容易招致忌妒的生活方式，它通过争夺奖励以及其他认可形式得到强化；二是政治精英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科学家应该凭借自己的知识在政治事务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万尼瓦尔·布什和其他物理学家曾在40年代说服总统和国会采纳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虽说物理学家的精英地位和相互联系十分重要，但另一个因素则更加关键。在原子弹问题上，物理学家为美国创造出了一种巨大的政治权力来源［罗兹，1986］。其他研究共同体也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向特定的机构官员证明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在战后仍然延续了这种做法［斯泰恩，1986］。这个科学共同体便由此及时地占据了一个不同于商业部门的有利位置。通过输送训练有素的人员并提供技术知识的基地——这有助于实现精英分子的目的，科学家及其机构赢得了其他社会利益群体所无法获得的互惠资源。

4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表明政府机构与研究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有所变化。［有关更早时期的表述，参见杜普雷，1964、1990。］在公共卫生局，科学家把终身官员晾在一边，因为他们弱化了好科学的精英主义主张，并且这些科学家在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项目［斯特里克兰，1989］。卫生研究项目的承担者们采用了一种机制，它在30年代就授权国家癌症研究所去抵制陈旧的监理方式：于是在国家卫生研究所便诞生了同行评议机制。虽然关于卫生研究优先性的总体判断依然是通过国会和压力集团通过政治方式给出的，但是同行评议把“好科学”的研究与那种选择个体认同层面上的政治分离开来了。虽然外行代表把持了最后做出资助决策的研究所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决策方案还须经同行评议员做出评估。⁽²⁾

海洋学的情况稍微有点不同。在海洋学中，“工程师、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战争期间发现自己发挥着海洋科学家的作用，并在战后的职业生涯中利用资金继续在此方向上发展。海洋学机构膨胀了，并且成为这些科学家最有可能找到职位的研究场所”［慕克吉，1989，第45页］。但是，与他们的生物医学家同行相比，海洋学家所受的制度控制相对宽松一些。海洋学受到了海军研究局(ONR)的资助［参见沙波尔斯基，1990］，成了一个能在政府合同中幸存下来的领域，研究者在不为他们所左右的优先权规划中争夺资源。在慕克吉的描述中，他们简直成了“预备劳动力”，他们的技能在各种意料之外的活动中被证明是有用的，并且有助于“军备”。权力的相对缺失使他们在选择竞争性的提案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与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相比尤其如此；相反，海军研究局的官员在选择项目时拥有很大的自由度［科岑斯，1987］。在其他领域，研究者与作为资助方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依存有着不同的形式［关于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项目，参见塔塔雷维茨，1990，和麦克，1990；关于核聚变的研究，参见布朗伯格，1982，和凯，1991～1992］。

参与科学知识形成的第三个主要利益集团是大商家。科学家在政府中建立的联盟有赖于政府的政治自愿［也可参见本章第三节］。虽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常被说成是纯研究的胜利［盎格兰德，1983］，但主要的工业企业决定着在下述两种机构之间所作的选择：一是应用型研究机构，它们通过特许形式为大多数小企业提供了各种发明［哈利·基尔戈议员的提议］；二是基础研究机构，它们应在专利政策上享有更强的排他性［这个提议得到了国家制造业者协会的支持］［克兰曼，1993，第158页］。数十年来，科学密集型大企业的代表通过参与讨论科研政策，积极地支持着后一种选择。在接下来的整个80年代，产业部门对于受政府资助的研究的态度从消极的支持变成积极的介入［详细的论述参见迪克森，1984］。比如，就农业而言，在取得一系列立法和司法的胜利之后［这些胜利保障了其在植物品种上的产权］，私人种子公司试图消除人们近百年来对公共研究机构中其培育的植物所建立的信任［克洛彭伯格，1988］。

通过政府，利益集团与具有特定利益的个人在决定从事何种科学以及为了何种目的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比如，在70年代的美国，少数富有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物［其中包括爱德华·M．肯尼迪参议员］的私人想法曾改变了一些重大的癌症研究项目的方向［雷蒂希，1977；斯特里克兰，1972］。里科弗海军上将对核潜艇的迷恋最终导致了在核技术上的灾难性选择［莫罗内和伍德豪斯，1989］。STS对行动者的利益、视角以及互动的关注使得各种选择都成为可能：如果里科弗和肯尼迪基于自己对公共善的观念重塑了技术科学，那么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海军能够为了自己的需要建立一个领域，那么环境运动或者女性健康运动难道不能这么做吗?

科学－政府关系的另一个舞台是生物医学政治，普通人在这里满足了部分需要，即便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医学成本提高到无人问津的地步。支持生物医学研究的资金在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增长，不仅可以归因于研究项目的承包人与富有同情心的参议员的结盟，而且还可以归因于公众对医学研究的支持。这种支持通过特定的院外活动集团得到强化，这些集团由各种疾病的受害者家属组成［比如，参见P．福克斯，1989］。在复杂的磋商中［这是生物医学政治的一大特征］，专业人员有时会获胜。比如：

国际婴儿生存协会与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之间的恶意争论出现在三次国会听证会上……协会发言人……敦促国会承认SIDS［婴儿突然死亡综合征］的社会意义，为了对付这个神秘杀手，要为各种有活力的、引人注目的大型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研究所］的发言人……则反对用这样的方式对待SIDS［胡夫鲍尔，1986，第61页］。

然而，类似于“与癌症作战”［它被认为外在于研究共同体］之类的种种抵制并不能改变官员在资金上的分配［雷蒂希，1977；施图德和丘宾，1980］。希尔茨［1987］描述了第三种模式，即同性恋群体在强化科学对AIDS的研究上所做的长期努力。同样，在对早老性痴呆症(Alzheimer)的研究中，国家老龄研究所一开始设法鼓励那些偏重于服务的家庭团体来支持这类基础研究，但是它最终还是把服务性的研究项目纳入到自己的议程中来了［P．福克斯，1989］。

科学知识的内部

刚才描述的过程在诸领域的研究活动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为了获得研究资助的机会，科学家通过政府与那些试图成功地介入磋商的群体讨价还价。然而，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磋商过程还带来了更进一步的效果。因为研究本身体现了那些参与建构的人的预设和世界观，所以官员、产业部门以及部分公众的世界观被纳入到科学知识中来，并与科学知识一起被带入众多实践领域。一开始作为个人选择的东西最后却成了事实。

女权主义对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学］的批判最有力地发展了上述观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以及生物学内部的女权主义分析，对纳入到现代生物学知识——从处于性别化的文化、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研究共同体中生产出来的——中的预设做出了审视［比如，哈丁，1991；哈伯德，1990；凯勒，1985］。朗吉诺［1989］通过这些批判论证道，生物学知识的男性气质不只是一种偏见，可以通过从事“好科学”来加以消除的，而是世界观在科学知识的内容中的必然表达。比如，在大脑的研究领域中，大脑功能存在性别差异的预设虽然在科学上存在争论，但是始终在关于女性的社会期望中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同样，在妇产科技术中，以技术为中介的妊娠为男性和女性带来了为父与为母的经验［戴维斯－佛洛伊德，1992；莱恩，1992；米特福德，1992］。这种分析表明，研究结果中看似深奥的细节其实与日常生活的特征密切相关。

于是，与健康研究相关的政治行动就呈现出新的意义。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女性联盟与女性健康运动结成了同盟，共同向国家卫生研究所施压，迫使它对女性健康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在研究一般的健康问题时吸纳更多的女性参与［帕尔卡，1991；宾，1992；韦格伯格，1992］。女权主义的分析表明，通过提高医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这种行动不仅可以通过更多地生产出有关女性身体的知识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而且可以最终改变对性和性别文化的理解。这样一来，STS中的社会建构论视角就把特定研究领域中的政治学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政治学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在标准的科学政策措辞中绝非是显见的事实。

女权主义事例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论点，即研究者对问题和预设的任何选择都是文化和政治的产物。政府研究机构每天都在作这样一些选择。生物技术［赖特，1990、1991］和计算机科学［彼得斯和埃茨科维茨，1988］都受到了军事利益的强烈刺激。这些知识最终接纳了怎样的预设呢?目前环境研究资金的分配为什么为大气科学所控制［曼杜拉和布洛克斯坦，1992］，而不是为诸如生活在有毒废料周围的少数共同体的利益所控制呢［布赖恩特和穆哈，1992；布拉德，1990］?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看，只有当我们对科学知识的内容作政治审视时，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简言之，政府资助的科学是“政治的”，这不仅仅在伊斯顿［1958］关于权威性分配公共资源的意义上说是如此，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人们的思考方式——关于自己是谁以及什么是实在的和重要的思考——来发挥象征性权威的意义上说也同样如此［埃德尔曼，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