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议程的演变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38页（1624字）

在规模庞大的STS共同体中，科技政策研究显得很单薄且四分五裂。代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各种进路为了获得政治和学术上的吸引力而相互竞争。这种分裂可以通过科学政策以及科学政策研究者所在国的背景差异来解释，包括思想传统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制度化模式。这类研究的主要受众通常是决策者和科学家，而不是特定的同行共同体。

为了实现本章的目标，我们想对科学政策和科学政治学做出区分。后者与科学和权力之间的互动有关：即在国际关系中把科学作为一种资源来调动，利益集团或社会阶级运用科学来增强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对知识实施社会控制。相比之下，科学政策可以界定为“政府所采取的集体措施，一方面是为了鼓励科技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总体的政治目标开发这些研究成果”［萨洛蒙，1977b，第45～46页］。

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政策领域，科学政策在二战后立即被建立起来，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私人基金会和苏联已经向科学政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美国，万尼瓦尔·布什1945年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作为试金石已经主导了政策思维长达40年之久。直到最近，人们才对它进行明确的修改［莱德曼，1991；参见沙普利和罗伊，1985］。在欧洲，约翰·贝尔纳和迈克尔·波兰尼在政治指导科学的可能性上给出了相互竞争的说法，这些说法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本章将从这些历程着手，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演变为背景，对过去50年科学技术政策议程的演变作一个概述。

我们将采用科学记者大卫·迪克森在其着作《新科学政治学》［1984］中所使用的方法。在这本书中，科学政策被看做是代表不同政策文化［我们将采用这个词］的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结果。作为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学者，我们不仅在学术上对实证主义知识论提出了挑战［比如，库恩，1962／1970］，而且从政治上对技术统治论的文明提出了挑战。我们还批判了技术决定论和科学主义的乐观主义，而这些正是众多“第一代”科学政策文献的特征。1977年，艾娜·斯佩格－勒辛在她的STS文集导论中区分了两个独特的STS子学科，即科学的社会研究与科学［技术］的政策研究，而我们的进路则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斯佩格－勒辛，1977］。引申一下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说法，我们相信，对科技政策的分析如果不具有科学论的自我反思性就是盲目的，相反，如果科学论不拥有科技政策的视野则是空洞的［拉卡托斯，1974］。

在过去30年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形成的信条，每10年就会在政府所遵循的科学政策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OECD于1961年成立，在此之前，科学政策的制定很少有一致的意见，因为不同国家的精英都有自己的竞争性的政策议程。OECD是一个论坛，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府的科学部长定期在这里碰面，从而提出共同的参考框架。在特殊时期，国际和跨学科的OECD座谈小组对问题进行诊断，提出新问题，并陈述那些指导成员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假设和原则。

下面，我们将追溯科学政策与更宽泛的科学政治学之间的互动——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到现在。我们分析的侧重点之一是OECD信条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往往表明了政策议程的演变。我们觉得，这样做能够凸现大量与政策相关的主题，而STS研究应该从更大的程度上关注它们：比如，在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循环过程中科学政策话语的间断性收缩和扩张；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背后隐藏着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各种政策文化之间的互动；科学政策的趋势和转变的分期及其解释。我们力图关注科学政策是以何种方式从更宽泛的科学知识的政治社会学获取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