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的分期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41页（1643字）

科技分析家不同的文化取向导致了科学政策分期的不同方法：关注组织走向的官僚进路给出了一种分析；关注研发费用和利润率的经济进路给出了另一种分析；关注政策信条的学术进路则给出了分析近代史的第三种方法。第四种视角源于公民文化，它关注的是科学、技术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反对前三条进路的“精英主义”预设。虽然在关键事件和转折点方面存在某种共识，但是在抉择哪些议题是最重要的，因而最值得强调的问题上，研究者的态度真可谓千差万别。

哈维·布鲁克斯，美国科学政策界的领袖人物，划分了三个独特时期：从1945年到1965年是冷战时期，从1965年到1978年是受社会优先权主导的时期，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是创新政策时期［布鲁克斯，1986，第128～136页］。在每个时期，布鲁克斯都把科学政策首先看做是一个制度协调和管理的过程。他的分期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他作为政府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常任顾问［与它们只有咫尺的距离］对这个过程的参与。

多年来，克里斯多佛·弗里曼一直是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的所长，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要用经济学家的目光来审视科学政策，他的关注点是科研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根据他的说法，四五十年代是“卖方型”经济学时期。当时，政府致力于为产业创新扩大资源基础，尤其对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进行投资。这与战后经济膨胀时期是对应的，当时，一种基于电子学、石油化学和原子能领域的创新型“技术－经济范式”正在成形［弗里曼，1987］。在弗里曼看来，随着这股战后创新浪潮在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明显降低，科学政策进入了“买方型”经济学时期。1965年前后是转折点，市场考虑开始支配科学政策，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开始受到质疑，“项目评估技术以及成本意识和成本效率在私人产业部门和政府中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弗里曼，1988，第115页］。弗里曼把80年代看做是第三个时期，它以买方型经济学与卖方型经济学的结合为特征，这种结合旨在以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工业材料为基础培育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于是，科学政策变成了创新政策，成了适应产业革命的新型治理框架中的一个要素。

吉恩－雅克·萨洛蒙提出了一种带有欧陆风格的政治的或官僚的进路，在他看来，要把科学政策置于与某个特定时期的主导思想或信条的关系之中来考察。科学政策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类似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哲学的东西。因此，萨洛蒙的分期力图把科学政策当作一个独特的政治生活领域，追溯它的出现和演变，每个时期都可以根据战略和战术的调整［对应于核心信条的争论］来加以刻画［萨洛蒙，1977b］。在萨洛蒙看来，有关“科学与权力”关系的主流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表征这些时期［参见萨洛蒙，1990］。

社会运动的分析家是从公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战后历史的，他们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期［参见贾米森等，1990］。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被看做是“觉醒”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业发展带来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环境后果被大量揭示出来。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组织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的行动方式，它们激发出替代性的思维，并提倡制度改革。随着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特定的问题被进一步政治化了，尤其是核能问题，而到70年代末则进入低潮。从这一视角看，80年代是战后出现的技术统治论的乐观主义的复苏时期，也是激进主义扩散到职业性的公共利益组织和环境“智囊团”［比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时期。新社会运动中的许多“认知实践”转化为有关环境研究、和平研究以及女性研究的新的学术项目［参见艾尔曼和贾米森，1991］。我们自己的分期将尽量综合各种方法，并集中关注科学政策与更宽泛的科技政治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