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军事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59页（10376字）
两种类型的关系：咨询和对学术研究的资助
军事与大学的关联随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在美国，这种关联自二战以来就相对比较紧密。关于这些联系时常出现争论，这在美国尤为突出。所以，本节将把目光集中在美国。
军事－大学的一种主要联系是教师充当国防部、军事实验室或国防工业部门的顾问。在二战以后，这差不多已经制度化了［吉尔平，1962；约克和格雷布，1982］。
由杰出的科学家组成的JASON小组非常有名，它成了“第二代”军事顾问大本营，并且经常通过“暑期研讨”提出咨询服务［克夫莱斯，1978，第402页］。
充当军事顾问的科学家的人数还没有统计数据，但重要的是出色的科学家经常卷入其中。德劳尔［1989，第133页］认为，在美国，许多大学教师通过咨询机构在界定和指导军事研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通过国防科学委员会、军事科学委员会、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以及海军研究顾问委员会，等等。
另一种重要的联系途径是军事部门为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研发提供资助，资助的形式或者是研究补贴或者是为专门的研究机构提供基金。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开发中心(FFRDC)或者成为大学的一部分，或者由大学来管理［两个案例研究参见丹尼斯，1992］。1966年，美国有8个受军方资助的FFRDC，但是到1975年，其中的5个已经取消或者脱离大学，这主要是［但是不仅仅如此］因为学生的抗议。比如，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实验室从麻省理工独立出来，斯坦福研究所从斯坦福大学分离出去［迪克森，1984，第121页；盖尔尤奥里和巴兰格尔，1989，第74页］。
受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主要是工程和应用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是机密的。承担这类项目的主要是［但不全是］FERDC。不保密的研究成果可以出版，但须经资助方同意。
在美国，军事研究在大学中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在过去的40年里，国防部为大学研究提供的资金有相当大的波动。资金在二战后的第一个时期有所增加，1960年到1964年间翻了一番［按〈1987年的财政年度〉美元基准币值计算］，达到最高点10．63亿美元，然后在1975年减少到最低点4．51亿美元，之后在1975年到1986年间又增长了2．7倍［迪克森，1984，第123～124页；盖尔尤奥里和巴兰格尔，1989，第61页；基斯佳科夫斯基，1989，第143页］。克内佐［1990，第24～25页］采用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可以表明，从1986年到1987年间，国防部的资助平均占所有学院研发总经费［公共的和私人的］的8%，占所有学院工程研发资金的32%。国防部的资助在不同的领域和学术机构中的分布很不均衡。比如，高度依赖国防部资助的有电子工程学［51%］，航空／空间工程学［42%］，以及相对较少的数学［15%］和计算机科学［14%］。依赖性较小的比如有心理学［6%］，但是国防部的资助依然占到联邦政府为学院心理学提供的总经费的26%。许多大学——通常占30%～35%——高度依赖于国防部对研究和工程的资助。在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代顿(Dayton)大学，它的依赖程度超过80%［盖尔尤奥里和巴兰格尔，1989，第69页；克内佐，1990，第26页］。［参见图26．1、26．2和26．3］
图26．1 受国防部资助的主要研究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1986－1987
资料来源：国会科研服务部(CRS)，使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精确数据。
图26．2 国防部的资助占各大学所有资金的百分比：1986—1987
资料来源：国会科研服务部(CRS)，使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精确数据。
图26．3 国防部之于学院研发领域的重要性：1986－1987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基金会(1989)。
注：基于1986－1987年的平均研发。
关于其他国家的学院研发对军方资助的依赖性还没有完整的数据。在英国，1994年国防部对大学研究的资助共计1000万英镑［古梅特，1988］，1990年增加到1900万英镑，但这仍然没有超过政府对军事研发资助总额的1%［美国是3．6%；参见威尔逊，1989b，第10页］，并且约占政府对大学研发资助的2%［英国议会办公室，1991］。
有争议的联系
大学与军事的联系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对军事－大学关联的传统忧虑可以分成以下三种，后面将加以讨论：
●道德和政治忧虑。
●军事研究与大学的教育和研究使命不合。
●军事研究扭曲了科技进步的方向。
道德和政治异议。许多反对军事一大学关联的异议来自于道德或政治层面。政治异议经常把目光集中于特殊的研究项目，而且一般依赖于研究项目的政治背景或政治目标。道德异议反对参与所有的武器研究活动。但是，正如越战抗议活动反对大学教授为国防部提供咨询所表明的那样，这两种异议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不管正确与否，大学在传统上被看做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地带、一个不带偏见地追求科学进步的场所。而科学进步服务于或应该服务于全人类，从事武器开发被认为是有悖于这种理念的。(1)
在军事－大学关联上的争论，其激烈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背景。因此，在二战期间，科学家为受到广泛支持的战争研究做贡献被看做是一种责任，而不是存有争议的活动。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让民间科学家继续为军事研发做贡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致使军事部门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虽然它对国防的作用后来受到质疑。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在50年代曾一言道破：“所谓基础研究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克夫莱斯，1978，第383页］。在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初关于越战的广泛争论表明，大学与军事的各种关联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迪克森，1984；克夫莱斯，1978］。相比之下，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与国防有关的大学研究的资助再次增加，而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不仅是因为来自其他部门的资助减少了。然而，备受关注的战略防御计划(SDI)项目致使许多科学家对“不受控制的”军备技术竞赛表示担忧［70年代末，军备竞赛受国际关系的紧张所刺激］，并使许多人反对大学参与其中［凯森，1989，第37页］。
虽然STS研究不能解决有关大学－军事关联的道德或政治冲突，但是却可以澄清一些问题。事实上，军事对大学的介入已经成为STS研究的一个主题。这些研究通常源自于人们的这样一种思考，即军事影响了大学的性质［一个自由研究和教育的机构］，或者损害了科学的形象。这种研究通常旨在提高教师对研究性质和研究用途的责任意识。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比较一下奈尔金，1972］。没有多少分析性的STS研究会去分析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教师的科学咨询活动的影响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为了军事研究和咨询任务而展开分析。一个早期的例外是吉尔平［1962］，他考察了美国科学家在核武器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参见莱腾伯格，1973］。另一方面，许多分析性的研究讨论了［科学］争论的性质以及专家在其他领域中所起的咨询作用(2)，这些研究与有关军事－大学关联的争论之间多少存在某种相关性。
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以及科学是否是价值中立的。1974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物理学家埃里克·伯恩洛普在与那些参与［在越战期间］JASON活动的科学家通信后总结道：
人们怀疑，许多人之所以进入这项研究是因为在技术上感兴趣并具有挑战性，以及从中获利并且可以自我满足。正是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态度导致了某些外行的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科学家产生怀疑。［第22页］
早在1952年，物理学家康顿就已经提出警告：
如果几年后科学和科学家在公众眼里被明确看做是巫术和巫师的话，如果他们制造了所有可以想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那么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可能会以政治中经常出现的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方式扩展到科学和科学家身上。［克夫莱斯，1978，第369页］
康顿所暗示的那种立场——科学只提供“事实”，事实与政治是截然分离的，科学家无法控制科学成果的应用方式——实际上可能很难得到辩护。
各种各样的STS研究已经证明，即使科学知识可以被看做是客观的［主体间的有效性或共识］，它在政治上［以及在政治中的应用上］也不是中立的。这不仅是因为，比如在咨询中必须对什么是相关的科学知识做出选择，而且还因为，为了使用知识就必须把它们“转译”为科学学科之外的政策术语或行业术语。这涉及对特定的认知偏见［“问题的界定”］以及参与论战的各社会群体进行定位。比如，约克(York)［1971］在反弹道导弹(ABM)系统的争论中给出了扼要的说明，“它将如何运作”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涵义，这取决于问题的界定。通常只有在特定的问题界定框架中，相关的“事实”与政治的分离才是可接受的。
因此，军事研究和咨询的角色永远都不可能是中立的；它们总是阐明问题，然后展开相关的活动。所以，只有首先澄清有关军事研究和咨询角色的争论所涉及的对不同问题的界定，才可能解释［尽管不能解决］在军事－大学关系上的道德争论和政治争论。界定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能澄清为什么对这些关系的接受会产生变化［正如上文所说明的那样］，为什么这种接受会取决于广泛的政治背景。
STS研究给出的科学图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活动］，还给社会责任问题带来了某些启示。目前，科学家的责任是极其私人化的。不仅科学家个人对参与［或不参与］或者为军方提供咨询［或者不提供咨询］负责，而且人们通常假设，如果他或她做出了选择，那么他或她这么做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比如］大学管理机构的干涉。然而，在科学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活动之后，“社会责任”也已成为一个要求采取组织化行动的问题，而不能仅仅推诿于“只身的”个体科学家。但是，这并没有贬低个人的责任，而只是说，我们应该承认，社会责任问题——大学的军事研究——不能只用科学家的个人责任来加以表述。
军事与大学的不同使命。对大学与国防机构关系的第二种担忧涉及它们具有不同的使命和文化——军事的主要使命是有效的国防；大学的主要使命是教育学生和研究，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二战以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军事技术被看做国防的必要条件，而且对技术优势的追求已经成为现代军事思想和国防政策的核心。军事对大学研究的资助不仅被看做是进入科技发展前沿的途径，而且被看做是用先进的研究来满足军事利益的途径——尽管应该补充的是，国防机构内部在用军事经费来资助大学的基础研究所能带来的效用问题上总是众说纷纭［德劳尔，1989，第136页］。此外，国防机构和主要的国防供应商所雇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占全美科学家与工程师总数的13%［凯森，1989，第30页］。因此，作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主雇，国防机构与其他政府机构和民间产业部门一样，对大学科研的质量和类型颇感兴趣［比如关于武器研究；基斯佳科夫斯基，1989，第145页］。
就大学而言，开放、自由交流和批判被看做是自己的使命与本质，它对科学进步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把大学与军事联系起来的是什么，分离它们的又是什么。在大学教师和管理部门眼里，军事资助提供了额外的研究资源、先进设备以及了解科技领域前沿的途径，而其他方法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基斯佳科夫斯基，1989，第145页］。然而，对于大多数大学来说，保密与大学的使命显然是不相容的，这正是大学一般不允许研究［至少要严密管制］机密项目的一个原因［威尔逊，1989a，第145页］。在60年代，经常参与国防部资助的机密项目的FFRDC从大学中分离出来。大学和国防部的最近一次冲突发生在80年代中期，当时受国防部资助的大学研究再次大幅增长——这部分与战略防御计划项目有关。国防部希望严格控制敏感的科技信息的交流，它不仅对那些受国防部资助的［非机密的］研究的出版作了限制，甚至在一些没有受到政府资助的领域中，提前报告科学发现也受到了限制。它还把外国科学家排除在科学会议之外，把外国学者排除在大学“敏感的”研究项目之外。大学和科学职业团体的强烈抵制迫使国防部作了让步：同意在大学开展的军事研究不应该保密，项目招标的特定时期除外，而且允许研究成果可以在会议和出版物上公开传播［德劳尔，1989，第138～139页；凯森，1989，第37页；威尔逊，1989a，第55页以下］。
军事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经常认为，通过刺激特定领域的发展，通过提出特定的科研问题，军事资助强有力地左右着科学的发展，并且致使科学的发展出现倾斜。这个主题不是一个规范性问题，我们应该把它看做是关于社会塑造科学的一个分析性的经验问题。［怎样才算是不偏不倚的发展呢?即便是科学学科的知识状态所规定的研究方向也包含价值判断。］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虽然它很少被问起，但从STS的视角看却颇有趣味，它还涉及军事资助是否塑造了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在过去20年，大量的科学的社会研究所探讨的正是这类问题，尽管没有涉及军事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是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一部分，或者被称为“社会建构论”进路［平奇和比杰克，1987］。
虽然有系统的数据可以说明美国各个学术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防部的资助［参见图26．3和表26．1］，但是还没有系统的数据可以说明军事资助影响科学领域的出现和发展的程度。然而，关于这方面的影响还是有案例的。盖尔尤奥里和巴兰格尔［1989］的结论是，根据“业绩评估”，“在所有的定量科学活动中，以任务为导向的国防部门提供的资助虽然很大程度上使研究方向和子领域的发展发生倾斜，但这绝非是压倒性的”［第71页］。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各领域对军事资助的依赖程度。尤为特殊的是，维拉·基斯佳科夫斯基［1989］提到了物理科学中的材料科学以及数学中密码学的超常发展。而福曼［1987，第200页以下］在一项详尽的研究中指出，军事资助把物理学推向了量子电子学和固态物理学［这对其他领域是不利的］，并且把重点放在应用科学而不是基础科学上。德劳尔［1989，第133页］和弗拉姆［1988］指出，二战以来，国防部主导了计算机领域的重大发展，并成为计算应用程序的发起者，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所支持的计算机的时间共享、打包转换以及第五代计算机项目这样一些先进的学术研究［在德劳尔看来，美国的计算机产业未能开发这些研究，而日本则做到了这一点］。
表26．1 国防部对大学研究的资助
资料来源：关于资助大学研究的相关信息源自国家科学基金会(1987，未注明出版日期)。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生百分比的信息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1988］。
a．除了已列出的领域之外，还包括“其他未分类的”领域。
b．包括所有的工程学领域。
c．除了已列出的领域之外，还包括所有得到资助的领域。
大量的资金为特定领域的研究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似乎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在于，研究资金在各个领域或子领域中的分配主要是由科学家自己还是由军事资助机构来决定的。或者说，如果科学家在研究经费的分配上有很大的发言权，那么他们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领域的发展自身所提出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目标所提出的问题呢?如果研究经费由——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那么科学家会提出不同的方案或建议吗?
从这种观点看，对基础研究［预算项目6．1］的军用或民用方面的资助展开进一步调查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军事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二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军事资助最大，而且选择性不是很大［后来有所减少，对工程和技术开发的投入在提升］。同时，1969年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修正案［国会对国防部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是否适当感到担忧促成了这个修正案的出炉］是否产生了影响，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这项修正案规定，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应该“与特定的军事功能之间存在直接而且明确的关系”［后来国会把它弱化成“与军事功能存在潜在的关系”］。在凯森［1989］看来，尽管人们倾向于削弱国防部在塑造基础研究方面的影响力，但是很难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确保国防部巨大的财政资源逐渐使研究向国防倾斜”［第27页］。但是，凯森尚未证实这个主张。
根据约克提出的如下机制，除了国防部的研究资助外，科学家对咨询委员会的参与也可能影响他们的研究旨趣：
参加这些委员会导致了引入注目的重要合作。我和其他实验室主管一道——非赢利性的以及工业实验室……，给出了一种对未来军事需求的可能特征的理解……。我们还获得了有关隐含在我们的发展和供应计划之中的信条和战略的第一手工作资料……，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这些资料来指导我们负责的项目过程。［引自克夫莱斯，1988，第467页］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美国军事对大学科学过程可能发挥的影响是否会对全球的科学发展产生影响。在这里，不仅定量的成果，而且上述定性的研究成果可能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其他地方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受美国国防部的研究资助所促进或刺激，从而以间接的“有奶便是娘”的途径受其影响。
一个规范性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受国防部影响的发展看做是“倾斜的”。这里的潜在预设似乎是，科学应该为自身的目标而发展，所以发展过程只应该由“内部”动力来决定。然而，并不存在明确的［内部］标准可以确定某个领域的问题比其他领域的问题更值得研究。事实上，“外部”标准或明或暗地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另一个规范性的担忧所涉及的问题是，由于受国防部资助，大学从基础研究转向了应用研究，这势必妨碍科学的进步。但是否存在这种必然性并不清楚。况且，我们在下一节将就大学角色的变化来讨论这种担忧的规范性基础。
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加困难的问题是，军事资助是否不仅影响着特定［子］领域的出现和发展，而且还影响这些领域的理论和基本概念的构成。在各个科学领域和社会情境中，这种塑造的几种主要的可能性已经被揭示出来(3)［拉图尔，1987；斯泰默丁，1991］。虽然很少有人从军事影响出发提出诸如此类的主张，但是福曼［1987］谈到了，在核物理学、固态物理学、原子物理学以及分子物理学中，“当务之急是重新配置人员，在物理系统的各种能量状态上都投入常规人员，使之达到均衡”［第222页以下］。他认为，这种倾斜是战时或战后军事研究利益支配下的典型产物，也是知识目标转换的结果，“即转向某种带有高超控制和技能的工具主义物理学，其中精确的或庞大的技术夺取了胜利。它恰恰是军事拨款所希望的那种物理学”。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解释［盖尔尤奥里和巴兰格尔，1989］。(4)在“强纲领”传统中很少有人研究军事对科学理论性质的影响。国防部提供大量资助的计算机科学的子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因为它们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应用背景，也许可以成为考察这些影响的最有价值的场所。
科学、技术与大学的社会角色转变的含义
前面提到的担忧之一涉及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变。正如美国国防部预算项目6．1到6．6所表明的那样，这里的假设是，研究过程可以被分解成不同的步骤，这些步骤构成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的线性轨道［朗和雷皮，1984］。但是，对于许多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开发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线性特征，研发过程常常更多地带有全盲处理(EchternacheterProcession)的特征，并且伴随各种形式的反馈［波姆，范·登·达埃勒等人，1978；E．莱顿，1977，第208～213页；平奇和比杰克，1978；斯坦凯维奇，1990］。这种模型可以通过各种激光器的发展［军事研究活动在其中据主导地位］得到很好地证明［塞德尔，1987］。而且，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技术知识的生产通常不是相互分离的活动，它们通常在同一个机构中进行，并且由同一批人员参与［加利森，1988；斯坦凯维奇，1990］。因此，大学应该坚守基础研究阵地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主张是人为的，它可能排除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研究和开发之间的区分或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分也很可能碰壁，因为缺乏操作定义，因为它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目的上而不是内容上［L．杨，1989］。
同时，大学的社会角色［使命］明显地发生了转型，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埃茨科维茨［1990］指出，在19世纪末美国的第一次学术革命之后——在这次革命中，研究最终成了教学的主要任务，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次学术革命”。这次的变化在于对经济发展功能的吸纳，这意味着大学要与工业公司、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组织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在第一次学术革命中，传统功能依然很重要，但是大学的任务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结果，人们现在更多侧重于所谓的“战略研究”——有关战略之于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的研究——经济、健康、环境、国防、能源，等等。于是，当科学追求的不仅仅是自身的目标时，对所谓的基础研究应该投入多少努力，对更具应用色彩的研究应该投入多少努力的问题就变成了战略问题而不只是一项原则性的问题。承担这种“服务性”任务实际上意味着大学还有一项新的根本性的任务：在同一个机构中管理和整合这些不同的任务［教育、科技进步以及服务于社会的研究］。其中的一个侧面是，对于产业和大学而言，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吉本斯和维特罗克，1985］。因此，保密问题不仅与军事研究有关，而且越来越与敏感的专利项目研究以及与产业部门的合作研究相关。如何对待保密问题以及作为商品的科学也成了大学的一项新任务。在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事研究对开放性的要求可能比产业化的研究来得更加迫切，这不是出于科学进步的“内部”原因，而是因为在新的国际安全背景中，作为“建立信任手段”的军事事务要求有很高的透明性［新欧洲巴黎宪章，1990／1991；斯米特，1991］。
关于这种传统的担忧——大学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变”，讨论的新框架从不同的角度把“倾斜”这一规范性问题引入到大学与军事的关系上来。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组织，以便在带有地方利益和党派利益［与军事资助有关］的环境中维持自身独立的、批判性的角色。事实上，过去人们支持大学与军事建立联系的理由是，大学需要对军事研发保持一种独立的观点和不同的视角，并且民间力量应该对军事研发发挥影响力。
我的意思不是说，凭借这种大学－军事关系的新视角便能解决军事研究中所有传统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你甚至可以质问；从国防的角度看，尤其是当其他先进国家把这种关系维持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时，军方是否有必要资助大学的研究。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作一下比较也许能使诸如此类的讨论更充实些。当大多数军事研发都在国防工业或专门的军事实验室以及政府机构中进行时，在大学从事军事研发对于大学机构比对于军事部门显得更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