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797页（3369字）

【生卒】：1899～1992

四川省江津县人。1924年10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2月，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学习战术、技术。9月中旬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南昌起义成功后，被任命为第11军党代表。1927年11月，到广东省军委工作。广州起义前，认为全国形势正处于低潮，广州的形势也是如此，对起义很不利，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1928年他撰文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为：事先没有充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去发动群众；指导机构不健全；没有把邮电系统控制起来，当起义军快占领整个城市时，敌人却仍能利用邮局通信工具调动队伍来攻击起义军；没有退却与撤退方案；没有组织有效的后勤保障；没有破坏粤汉线和广州到三水、广州到九龙的铁路，致使敌人能通过铁路线很快地调集部队向广州反扑；没有组织有力的侦察工作；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

1930年5月，聂荣臻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做地下工作。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12日，奉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委员。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积极赞成毛泽东出来领导。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他和刘伯承在会上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贵州人烟稀少，红军原在贵州又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而到四川，一来有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能去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1937年8月下旬，聂荣臻被任命为115师副师长，11月7日，被任命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领导创建了冀西、冀中、冀东三个根据地，开辟了平西和平北两个地区。从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国际人士先后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问聂荣臻：日军盘踞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你们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质，得不到任何接应，怎么能够坚持得住，能够建立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呢?聂荣臻答说，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就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扎下了根。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可以给予大力支援，人民群众的发动，壮大了抗日武装，为八路军提供了深厚的兵源和物质来源。人民群众的发动，使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希望成为现实，使对敌情的侦察、通信联络、对敌情报工作都迅速地、系统地建立起来，男女老幼都成为八路军的耳目。日军110师团长官桑木崇明对此哀叹道：“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聂荣臻对边区部队该叫个什么样的寓意深刻的名字用了很大的心思。他给边区部队起了一个名字，叫“子弟兵”，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他的考虑是这样的：一是从边区部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这样的称呼，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是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三是从抗日的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总是妄图把八路军从根据地挤跑，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子弟，扛起枪来保卫家乡是理所当然的。

1938年9月20日，日军依四周铁路，兵分多路，开始向边区大举围攻，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方针。聂荣臻分析了敌人的围攻特点，明确提出各部队反围攻应采取的作战原则是首先使用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一股或一部。在敌人兵力占优势、八路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的情况下，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对深入与据守边区内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开展交通破袭战，打击它的运输补给线，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应集中主力，抓住敌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歼其一股或一部。在反围攻过程中，各级指挥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

1939年5月，一分区部队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批机密文件，其中有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布的对付八路军的办法、计划等内容，聂荣臻通过研究认为：日军搞的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的控制方法完全是一厢情愿。对付它的办法是：下工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当日军用堡垒推进、向“面”上运动的时候，就在各个分区组织地区队对付它。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不敢深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

1941年7月，冈村宁茨调集7万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实行大“扫荡”，聂荣臻要求部队学会走，他认为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走呢?聂荣臻认为需要有沉着冷静、灵活机动的周密计划。部队和机关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八路军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1942年1月，聂荣臻认为在八路军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应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9月，他在晋察冀党政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到敌后之敌后”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结果，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1946年9月，聂荣臻对张家口的弃守问题，发电向中央军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野战军经多次连续性的战役，需要休整，如果继续进行大的战斗，将影响战斗力的恢复。而地处要塞的张家口，是敌人必争之地。如果我们一味固守不放，敌人势必集中兵力，强行进攻张家口，我们将被迫在不利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决战，就会形成对我很不利的局面。因此，应该着眼于歼灭敌人，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作坚守，准备放弃张家口，以便摆脱被动，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7年3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扩大会议，聂荣臻提出丢开大城市这个包袱，放开手脚干。作战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坚决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同时，要大力发动群众，加强对地方军、民兵进行游击战的领导和训练，使之能更有力配合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1947年10月22日，聂荣臻鉴于打石家庄的时机已成熟，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乘胜打石家庄问题，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聂荣臻针对已知的石家庄设防情况，在确定攻取石家庄的同时，也注意做好打援的准备。11月12日，攻克了石家庄。

平津战役时，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聂荣臻设想待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天津之敌后，和平解决北平，他以个人名义，单独向毛泽东发电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

1955年9月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