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衙藏版(附牌记)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115页（1696字）

本衙藏版是版本名称，牌记是版本学常用词。宋元刊本，多有牌记，也称书牌子，也称木记。牌记是在书的明显处，或卷末，或序文、目录之后，或书名页，刻印一个墨色图记，或一行或数行文字，形式多种多样。延至明清，牌记多在书名页载记。宋元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3卷，书末书牌子刻：“中瓦子张家印”。“中瓦子张家”是宋或元临安的书铺。元刊本《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书名页上栏横题“建安虞氏新刊”。建安虞氏是元至治时福建的书坊。明刻本《今古奇观》，书题页镌“墨憨斋手定”“吴郡宝翰楼”，无梓行，藏板等类字眼。清初刻本《封神演义》书题页镌“四雪草堂订证”、“钟伯敬先生原本”，“清籁阁藏版”。书印牌记，有三种意义：①明责任。书由何人刊印，以此为凭，如无牌记，便成无头告示，不知何人所发。书有问题，可凭牌记诘问。刻有牌记，有人负责，可知本书并非胡编乱造，增加了书的可信性和严肃性。有的书除刻有牌记外，并加盖印章，以示郑重。②利宣传。书刻牌子相当于作广告，告知读者此书到何处可购，又可增加知名度。读者知道这一刊刻者刻书认真，他再刻有新书也乐于购买。这个书牌子就显示可信性。③表示所有权。除去“善堂”刻“善书”声明“翻刻送人，功德无量”外，别的刻本大多不准翻印，尤其是坊刻本，书坊借此盈利，别人翻刻，自然影响他的销路。刻有牌子，表示他是版权拥有者。

以上所述，主要指书坊及刻书家而言，官衙刻书，亦有牌记，其意与私家刻书约略相当(公家刻书，有的许人翻刻)。府县刊刻地方史志，每题刻“板存明伦堂”，“板藏尊经阁”，其为何府何县史志，便知版存于何处的明伦堂，何处的尊经阁。不必再冠以府县之名。有的题某某县衙存版，有的题刊于某某道署，这都是刊刻者把衙署之名，明显刻印在牌子上的。但有的不明显，如只刻“本衙藏版”四字。此有数种情况：虽在书题页上未标明“本衙”究是哪一衙，但在序跋中有记叙，使人知道这个“本衙”是哪一处衙署。如果无法知道这个“本衙”是哪一家，这个无名无姓的“本衙”则失去了牌子标记的作用。此正如“本宅刻印”、“本堂梓行”、“本斋藏版”一样，不知“本宅”、“本堂”、“本斋”具体是谁，这样不具备具体称谓的无名氏，都不起牌子标记的作用。本衙的“衙”也不一定是“官衙”，乡宦在乡有时亦称衙，可称本衙。《西湖佳话》约康熙间刻，题作“金陵王衙藏板”；《批评出像通俗演义禅真后史》，旧刊本，题作“钱塘金衙梓”。这“王衙”、“金衙”，应是私人刻书，称为“衙”，并非官署。私宅刻书如只称“本衙藏版”，不像“王衙”、“金衙”那样标出姓氏，不知究系何人所刻，自然也不起牌子标记的作用。过去虽尚无专项保护版权的律令，但习惯上翻印(或称盗印)别人的刻书是受谴责的，有官府或同行主持下的责罚(过去书牌有刻“如有翻印，千里必究”的)，也有道义上的舆论压力(书牌有刻“照本翻造，男盗女娼”的话)。尽管如此，书坊图利，仍多翻刻。李渔芥子园刻书极有名望(当然畅销)，李致书友人深言其书被翻刻之苦，说他“新刻甫出”，“吴门贪贾”便准备翻刻，幸他早得消息，力恳苏松道出示禁止；未久，杭州的翻版本又已刻成。

(《李笠翁一家言·与声伯文学》)。可见不仅翻版者多，而且禁也禁不住。这种翻刻总不能明目张胆，或是找一个藉口，如改成全本、加评、注释等等，表示乃一新本；或者不题正式书牌标记，躲避被追究责任。题为“本衙藏版”便是方法之一。有个牌子印在那里，好像也起到有刻印者的作用，但究其实际，这个“本衙”究在何处?没有具体住所，这个书牌便是虚的，与没有具体名称的本宅、本堂、本斋一样，都不具备书牌的实质部分。这样的刻本，虽然不一定是全部(因还有特殊情况)，但基本上可以认定为翻刻本。如《锦香亭》有歧园刻本和“本衙藏版”本，两本行款同。凡歧园刻本的文字讹误，“本衙藏版”本也延续讹误，可见此“本衙藏版”本是据歧园刻本的翻刻本。《蝴蝶媒》有四友堂刻本，又有一本书牌题“本堂藏板”，二本行款亦同。“本堂藏板”本明显是翻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