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357页（2644字）

本世纪20～30年代由京都大学文科学风结合而成的、以西田几多郎为中心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团体。1913－1927年，着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在京都大学任教，此间京大形成一种学术研究的独特学风。在这种学风中，以西田为指导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哲学家，他们结成了一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团体。直到1932年户坂润在《经济往来》上发表题为《京都学派的哲学》的文章，才开始把昔日由京大学风结合而成的这个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起初，京都学派内部没有分化，自1924年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颇为盛行，以致给该哲学团体以很大的刺激和影响，使之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各派代表是：三木清为左派、田边元为右派、务台理作为中间派。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至1945年战败投降，其间京都学派唯心主义体系内部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左派三木清开始后退，于1939年提倡所谓“东亚协同体论”；中间派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转向右派，提倡“民族哲学”，肯定战争的“总力战哲学”，还宣传“世界史哲学”，他们被称为“世界史派”，也称“京都学派”。战后，高山岩男、高坂正显及西谷启治等并未放弃“世界史哲学”，仍然是右派，其着作被禁销。1952年起，他们被解禁，恢复言论、出版和工作自由，这时，他们是否还是原来的右派，已经模糊不清了。中间派也发生了变化，务台理作于1950年以后逐渐变为左派，柳田谦十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西田、三木、户坂都死于1945年。田边元战后继续潜心写作，故于1962年。60年代以后，“京都学派”一词被扩大使用，其所指也改变为战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形成的以桑原武夫为中心的团体。80年代中叶，以梅原猛为首，包括上山春平、今西锦司、梅棹忠夫在内的京都知名学者，因筹建官办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而被称为“新京都学派”。

以西田几多郎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哲学，尽管内部有左、中、右的差别，但从哲学的总体性质上看，实属唯心主义体系。西田几多郎是日本近代哲学史上第一大家，他的哲学被称为独创性的“西田哲学”(见“西田哲学”条)。田边元是西田的继承人，“田边哲学”是在日本土壤上形成的仅次于西田哲学的又一独创性哲学。田边早期哲学思想没有越出西田哲学之雷池半步，直到1934年至1939年间，他连续发表《社会存在的逻辑——哲学的社会学试论》(1934)、《种的逻辑的世界图式》(1935)、《逻辑的社会存在论的构造》(1936)、《阐明种的逻辑意义》(1937)、《国家存在的逻辑》(1939)等，明确提出“种的逻辑”，这时他才从西田哲学的母体里脱胎出来，形成具有独自特性的“田边哲学”。所谓“种”，这里指个、种、类之中的“种”。田边认为，“种”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契机，谓之“基体”。也就是说，“种”是民族、阶级、国家等所谓社会的基体，“种的逻辑”即是社会存在的逻辑。以种为基体的个、种、类三者是建立在以互相否定为中介的关系上的：种是基体；个是同作为自己基础的种相对立着、并同作为自己形相原因的普遍本质相背离的东西；对立着的种与个相互否定而发展到对于绝对否定的主体的肯定，作为主体全体的国家和个人又是相即关系，就是说，全体即是个人的组织的类。因此，国家必然要强制个人，个人在国家里虽被否定但也被肯定，国家必然是个人自我牺牲即自我实现的组织。这也就是说，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应当通过个、种、类三者互相否定的中介方法来把握。这样，田边通过赋予现实存在的国家以“种的逻辑”基础而使其变得合理化、神圣化了。西田哲学及其京都学派虽然都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但是，西田哲学并不承认国家存在绝对原理，“国家不是我们心灵的拯救者”。可是，田边的“种的逻辑”却认为国家能够拯救意志，历史与国家同时开始。在这一意义上，田边哲学形成京都学派的右翼，由于田边哲学的出现，京都学派从右的方面完成了向政治主义的转变。

当田边元从右翼推进国家主义的时候，京都学派左派代表三木清也在朝同一方向迈进。三木清(1897－1945年)192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22年至1925年留学德、法，归国后未能登上京都大学讲坛而不得不去东京另辟新径。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下，三木也开始研究唯物史观，从1927年至1931年，连续发表《人学的马克思形态》(1927)、《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1927)、《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1927)、《唯物史观与现代意识》(1928)、《社会科学的预备概念》(1929)以及《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1931)等一系列论文，以新兴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像彗星一样登上了左翼论坛，展示了他的唯物史观时代。三木从独自的哲学立场出发，以人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试图说明人学不应为存在主义所垄断，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人学形态。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他的解释中也不乏合理因素，因而给予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以极大影响。但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全面的理解，加之受存在主义哲学和西田哲学影响较深，即立场、观点、方法还没有完全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所以在解释唯物史观时，既有接近马克思思想的一面，又有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由此而招致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与此同时，三木又受到正面敌人——日本法西斯的迫害。从30年代中叶起，三木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后退，参加了“昭和研究会”，并成为其主要思想领袖，提倡“协同主义哲学”，为当时的近卫内阁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作理论论证。他说：“确立一种能够成为新秩序建设根据的完全新的哲学、新的世界观，正是我们日本人的任务。这就需要立足于协同主义这个原理上。”三木认为，协同主义是扬弃个人主义和全体主义而站在更高立场上的、采取多元的辩证法。协同主义哲学是以西田哲学为背景的三木哲学，是以承认并赞助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为前提的，不过，他的意图在于限制国家，这一点与田边元的国家观有所不同。在这个时期，中间派的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转向右翼，提倡“总力战哲学”、“世界史哲学”。

京都学派哲学是日本近代哲学发展的顶峰，也是日本近代国家各种矛盾的凝缩形态，它不仅对当时日本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意识形态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战后日本哲学、思想界也产生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