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695页（2177字）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增长。代表反动地主、农奴主的思想家，打着“官方民族性”的招牌，为沙皇统治辩护，反对革命；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自由派，或主张走西欧的道路，或主张实行斯拉夫式的改革，同样反对革命。他们在哲学上的共同特点是宣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同上述两方面作斗争的，就是19世纪上半叶，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继十二月党人之后，主张发动农民革命，用暴力推翻不合理的制度，把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坚持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并同各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作斗争。例如，赫尔岑认为，我们只能从物质世界中存在着的某种在空间中有不可入性的东西——物质开始；别林斯基在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影响之后，认识到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精神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生理的东西的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指出客观对象(即“物自体”)是真实存在的；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只有客观世界才是本原，“人的思维总是从外部客观世界而不是自身内部获得观念的”。
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除了继承和发扬了本国罗蒙诺索夫和拉吉舍夫的进步思想传统外，主要是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成果，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费尔巴哈把人只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是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人的观点，不了解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因此也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他们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观点在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起了进步的、革命的作用。
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通过现实斗争的启发和黑格尔的影响，注重辩证法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思想。例如，赫尔岑曾讲出“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这样的名言；杜勃罗留波夫提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有其历史暂时性，人们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他们不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简单抛弃的态度，而是试图吸取和利用它。但是他们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是不彻底的，没有能够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因此终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主张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相结合。他们承认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承认真理是具体的，承认实践对检验认识的作用，反对不可知论者；主张把哲学作为变革现实的理论武器，反对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例如，赫尔岑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比作是一对“马德堡半球”，意思是不能将它们分开；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明确指出，感觉不是主观自生的，而且也决不是像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根本不反映原来事物的面目，“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个样子”。但是，他们在认识论上也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不了解思维的辩证过程，不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本质区别，不了解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赫尔岑甚至错误地把唯物主义同经验论等同起来，把辩证思维同唯心主义等同起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认识论上不能彻底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
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是革命的、进步的。他们要求通过农民革命推翻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他们也不赞成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在推翻农奴制以后，应通过农民公社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他们不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的身上，而把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上。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在19世纪中叶的情况下，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开始传播，此时他们提出所谓“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在俄国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这只能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仍然是“民粹主义”，归根结底只能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历史观上仍停留在唯心主义之上。他们把人类历史看作乃是自然历史的继续，所不同的是，自然界存在着必然性，而社会活动则是以有意识的人们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把意识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力图按照人本学的原则，建立起一套关于社会生活的科学，即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认为利己主义是支配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唯一动因，建立合理社会的出发点，就在于满足个人的利益。他们的这种历史观，不是对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理解。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和一般的民主主义要求，在农奴制的沉重枷锁还套在俄国人民身上的时候，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以后，再坚持这种思想便是反动的了，因为它掩盖了新的阶级分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