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加耶夫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71页（1347字）

【生卒】：1874—1948年

【介绍】：

俄国宗教哲学家。

出生于贵族军人家庭，曾就读于基辅大学法律系。1898年因参加马克思主义地下小组而被流放。1902－1918年期间为一些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文集如《唯心主义问题》、《路标》、《从底部》撰写政论文章。

1918－1922年是“宗教文化自由大学”的组织者和代表人物。

1922年被驱逐出境，由柏林于1925年转到巴黎，在那里创立《道路》杂志和领导“基督教青年联盟”出版社。在国外期间他创作和出版了大量着作、论文和小册子。

别尔加耶夫青年时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发展了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他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唯心主义，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自由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认为人是为自由而造就的。但这种原初的自由陷入了悲剧性的矛盾：与自然决定的事实相矛盾，与社会相矛盾，与具有使个性从属于共同标准的趋势的集体相矛盾，最后，与上帝相矛盾。自由分为三种：非理性自由、理性自由和超理性自由。非理性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它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根源于虚无。他还区分了三种伦理：法律伦理、赎罪伦理和创造伦理。

法律伦理是“否定的伦理”，由禁令法典组成。最高的伦理是赎罪伦理，它摆脱了残暴和法制，它是宽恕、爱和怜悯的伦理。

在这里，在上帝的审判面前，精神克制成为首要的道德标准，不是抽象的法律，而是上帝的形象成为良心的指南。

但赎罪伦理需要创造伦理来补充。

别尔加耶夫的历史哲学是与个性问题相联系的。他不承认历史的进步运动，认为历史的道路只是善和恶的暴露和它们之间的悲剧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进入“超历史”即神的王国。

他看到了现代欧洲文化的“野蛮化”及其与“大众文化”的介入相联系的没落。他是现代技术文明的最早批判者之一。他号召通过个人创造性的道德行为(牺牲、爱等等)以拯救文明，号召以“人格主义革命”取代社会革命。

他虽然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承认反对社会不公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生产社会化原则的正确性，但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追求物质财富的资产阶级反宗教意识，认为必须与共产主义进行不断的思想斗争。

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是把经济决定论同唯意志主义和世俗化的宗教世界观结合在一起的二重性学说。

别尔加耶夫的学说对法国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作为俄国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别尔加耶夫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知名度。

他的着述甚丰，分别在俄国、柏林和巴黎出版。在俄国出版的有：《欧洲的末日》(莫斯科，1915)、《创造的意义》(莫斯科，1916)，1923－1924年在柏林出版了四部着作：《不平等的哲学》、《历史的意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新中世纪》。在巴黎出版的着作有：《自由精神哲学》(2卷，1927)、《论人的使命》、《我与客体世界》(1934)、《精神与实在》(1937)、《论奴役与人的自由》(1940)、《俄罗斯的思想》(1946)、《末世论形而上学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