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朱子学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134页（1811字）

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五大派系之一。

产生于18世纪前半叶，因创始人和各主要代表人物均活动和影响于大阪地区而得名。创始人是三宅石庵(1665－1730年)和中井甃庵(1693－1758年)，主要代表是中井竹山(1730－1804年)、中井履轩(1732－1817年)和富永仲基(1715－1762年)。

大阪是德川年间日本最大的商业中心，不受藩纪和官纪的约束，比较自由，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再加上大阪地区的商业资产阶级作为文化发展的阶级基础，于是，以“怀德堂”为中心，兴起了代表町人利益、倾向于下层武士和平民、为商业资产阶级服务的大阪朱子学派。“怀德堂”是大阪地区文化教育的中心和最高学府，它确立于1726年，废止于明治维新时代，主持大阪文教140多年，大阪朱子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都曾任过“怀德堂”的学主或学生。在中井竹山和中井履轩时，大阪朱子学达到了鼎盛，他们在大阪朱子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阪朱子学派学风比较开放，反对教条主义，虽然尊奉朱子，但同时也兼修陆王之学；虽然崇信朱子学，但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朱子学说提出质疑和批判。

这种学风的形成，是由于大阪朱子学者多提倡实用主义以适应大阪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中井履轩说：“天下事物之理与我无干涉者不必讲求也。知之无益、不知无损，何必劳思费功之为?惟我之所以应物之方，则不可弗知也。”生活忙碌的大阪商人对于先学问后德行的朱子学和先德行后学问的陆王学，显然更容易接受后者，他们需要的，既不是朱子，也不是王阳明，而只是道德修养，于是不管朱子学陆王学，只要有益于此便可取用。正是据此，大阪朱子学批判了朱子的人性学说，也批判了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他们认为，“性即理”的提法是朱子一家之言，理本无此义；还认为朱子讲“性”之含义包罗万物，过于宽泛，不适于人，且违背经典；又说孔子罕言性，“性”并不像宋儒所讲的那样重要，而且孔孟讲性时，也不讲本然气质之别。

因此对于朱子之性说，大可不必拘泥。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他们怀疑、批判宋儒观点，认为这只是宋贤之见解，与孟子之言不合，不能够用以解七篇。

还通过义、利关系，说明正当的人欲应当肯定：商人之利犹士之知行、农之作业，皆义而非利，只有贪非分之高利，才流于奸曲而背义，故以町家为只谋利之人者大误也。这表明了该学派极富批判精神。

大阪朱子学批判神佛学说，表现出合理主义倾向。中井竹山认为，佛法为天下古今之大害，“佛氏之于我邦，犹如人身上积聚症结之疾。”他还揭发了佛教僧侣的奸恶堕落，提倡毁淫祠，限制寺院。中井履轩初步接受了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并从经学的根据上面，提出了一种近乎无神论的观点，反对宗教迷信，反对鬼神之说。富永仲基专门写《出定后语》批判佛教经典、写《翁之文》反对神道思想。该学派的合理主义还表现在中井履轩注重知行并进的格物方法，认为格物就是去做、去践行，这是对朱子“格物”说的积极改造；他又注重理性认识，主张“我唯识其理而应接处置焉已”。

并采用历法的新知识否定其旧知识。

大阪朱子学提倡大义名分，主张尊王贱霸。

竹山反对新井白石称将军为“国王”，认为借天皇之名令诸藩而本人却又不归顺天皇，甚是可憎。履轩主张礼乐刑政不从天子出不仕，他们均倾向于王室，赞同“五霸功之首、罪之魁”的观点。

大阪朱子学还注重平民教育，并结合大阪地区商人众多的特点，规定在怀德堂听讲时若有什么紧要事情可以半途而退，这适合于买卖人的生活习惯；怀德堂的教学宗旨是：即使没有书本子的人，也能听懂讲授内容，这反映了讲授内容的通俗易懂和讲课方法的平民化。

大阪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为以后的倒幕运动起了舆论先导作用；它的注重平民教育的宗旨促进了大阪民众的文化发展和个人知识修养的提高；它的合理主义孕育出了山片蟠桃那样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影响的无神论思想，为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作了准备。

主要着作有：《草茅危言》、《七经逢原》、《出定后语》、《翁之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