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朱子学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359页（1864字）

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五大派系之一。

产生于17世纪初年。其渊源是室町时代后期的萨南学派，因主要讲学活动范围是京都而得名。

创始人为藤原惺窝(1561－1619年)。

惺窝本是个禅僧，后来读到宋儒关于性理之书，又与儒士相交，遂悟释氏之非，于30岁左右放弃了佛教信仰，皈依儒学，隐居乡村，潜心研究宋儒学说，并传业授徒，“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凡百五十人……于是乎朱学大兴。”京师朱子学从此产生。惺窝嫡传高足五人，而尤以林罗山、松永尺五为要。林罗山学识渊博，是德川初期首屈一指的大儒，且身为幕府高级谋僚，任四代将军，为朱子学在德川初年的勃兴起了很大作用。松永尺五的学生木下顺庵门下则出了雨森芳洲、室鸠巢、新井白石等众多名儒，京师朱子学一时蔚为大观，他们三人与藤原惺窝、林罗山一起成为京师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京师朱子学人物较多，着述颇丰。

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四景我有解》、《文章达德录》、《告禅徒》、《排耶稣》、《橘窗茶话》、《骏台杂话》、《太极图述》、《鬼神论》等。

整个说来，京师朱子学派学风比较开放、活泼，虽然尊奉朱子，但于陆王也有所取；虽然崇尚宋儒，但于汉唐诸儒也能宽容。不过，具体在不同的代表人物那里，其学风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

这一特点表现在哲学思想观点上便是：它没有完全拘泥于朱子，各代表人物之间学术观点不尽一致，有的相去较远。

关于理、气关系问题，藤原惺窝、室鸠巢等主张理先气后、理主气从，理是最根本的，人和万物均以理为本。惺窝还倡导理一分殊说，认为理是一般，分散于个别特殊事物之中，个别事物均体现着天理。室鸠巢则在关于个别事物的“理”的问题上，表现了较为合理的见解，认为“理”是对于事物的部分而言的整体，对于事物的质料而言的形相，是不具有能动性的东西。进而又认为天地之间无非一气，理不能离气而存在，有理气合一论的倾向。另一种观点以林罗山的理、气论为代表，他受罗钦顺、王阳明等人的影响，认为气相对于理是更根本的，持主气的理气不可分论：理是气之条理，气是理之运用，两者是合二而一的、不可分的，并批判了四端发自理、七情发自气的观点。

关于人生、社会问题，该学派认为，理在天未赋于物曰天道，此理具于人心未应于事曰性，性也就是理。人若顺理则天道在其中，从而达天人合一之境界；人若徇欲则人欲胜其德，天人不能如一。

京师朱子学者大多沿袭宋儒的名分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人们安分守己、惩窒人欲，以达天理；唯有林罗山在天理人欲关系上，对人欲表现出肯定态度，认为人欲人情素存于天道之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人们不能恣意纵欲，须有礼有法作为节制。

面对社会现实，多数京师朱子学者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他们推戴幕藩，参与政治，努力将个人的力量融于历史的进程；与此相对，雨森芳洲则持极端的命定论，认为人们的生老病死、社会的治乱兴衰，都是自然而然，因此，人们要听天由命、顺时应天，像圣人那样，即无意于荣耀，也无意于幽潜，遭所遇而循其命而已。

关于佛教问题，几乎所有的京师朱子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佛教既灭人种，又灭义理，违背道义和人伦；它置纲常伦理于不问，使得天下不知有礼义廉耻之节，这又离乱了国家；而且佛教的盛行，还使得食粟之人有余而力农之夫不足，从而削弱了国力；从修养方法上讲，佛教犹如暗镜，弃绝外物，不能反应，害镜本明之理。

京师朱子学派处在由佛而儒的转折点，极力排佛，力主兴儒。

关于神道问题，藤原惺窝、林罗山均有调和朱子学与神道的倾向。

惺窝认为神儒本一，名称不同而已；林罗山则明确提倡一种“理当心地神道观”，认为神道即天理，神道即王道，王道即儒道，没有差别，心之外别无神道别无理。室鸠巢则对神道反复辩难，站在儒道立场，对山崎斋的神道说发难，认为神道与圣人之道矛盾不合，世间只有孔孟程朱之道是唯一正确的“道”。

京师朱子学派是日本朱子学中最先形成的一派。该学派人物众多，思想也比较庞杂，这一特点对以后的其它朱子学派有较大影响。从日本朱子学的逻辑发展来看，海西朱子学派的主气论和海南朱子学派的主理论，是京师朱子学的逻辑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