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804页（3006字）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的论着。

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分类的看法，一切学术可分为三大类：即理论的、实践的和创作的。理论的学科是以自身为目的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形而上学；实践的学科以寻求指导人的行为的知识为目的，包括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创作的(或技艺的)学科追求的知识，以生产出美的或有用的事物为目的，那就是诗学，因为亚氏所说的“创作”并非指物质东西的生产，而是指精神产品的“生产”。至于逻辑与修辞学，亚氏认为它们是介于辩证术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支。在理论的学科中，亚氏指出：物理学是关于具有分离的存在而又可变动的事物的科学；数学是关于既无分离的存在而又不能运动的事物的科学；形而上学是关于有分离的存在但不运动的事物的科学。

《物理学》共有8卷。一般认为它们都是亚氏在吕克昂讲学时的讲课稿或由学生记下的讲课笔记，经过加工而成。

第一卷考察了亚氏之前的自然哲学家的种种理论。这是亚氏研究工作的一贯方法：首先作历史考察，检讨得失，明确努力方向。

第二层着重讨论了自然物的概念与四因说，第三、四卷依次讨论了运动、无限、地点、虚空、时间诸问题。第五至八卷则进一步讨论了运动的种类、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以及事物运动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一推动者”和“不动的推动者”的论点。

《物理学》实际上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论着。它不是讨论自然界的具体规律而是研究其一般规律，它与《形而上学》一起是亚氏的基本哲学着作，所以他明确地把它称为与形而上学(亚氏称之为“第一哲学”)密切联系的关于“第二哲学”的论着。

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在巴门尼德之后，集中于研究现象世界的运动变化何以可能以及其真实性的根据，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拯救现象”的问题。《物理学》中的论述，也都围绕着这一中心。亚氏首先提出自然物有三种本原。所谓自然物，即依据自己的本性而存在的事物，包括动物、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体。

它们都是由水、火、土、气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的。万物何以能由这些元素生成变化、构成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呢?亚氏提出：这是由于有三种“本原”一为基质，它构成事物变化的基础，而它本身保持恒常不变；土、水、火、气，均得在基质基础上的变化。

二为形式，即一事物的形状、结构。三为缺乏即形式之对立面，力为形式，则非力即为缺失。

变化乃由于处于一定形式的基质向它缺乏的形式的变化。亚氏由此进一步指出：“以上是解决这个疑难问题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指出同一种事物有潜能和现实的区别。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有更清楚的辨析”(潜能与现实的理论是在《形而上学》卷展开论述的)。三本原说实即亚氏的“质料与形式”学说的前奏。

因为基质即是质料或所谓“原初物质”形式与缺乏即为含有对立于其自身的形式。学术界一般根据这些状况，认定《物理学》属于亚氏哲学思想发展的较早阶段。

在《物理学》中，亚氏精辟地论述了事物与运动相联系而不可分。他说：“自然是运动变化的根源”，“离开了事物就没有运动，因为变化中的事物总是或为实体方面的，或为数量方面的，或为性质方面的，或为地点方面的。

”这是亚氏对运动变化的一种分类，同时，他又指出：运动是连续性的，而首先出现在连续性中的概念是无限。地点、虚空与时间等，也是与运动相联系的，没有它们运动也不能存在。

“运动是潜能事物作为能运动者的实现”，“运动进行的时间正是潜能事物作为潜能者实现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亚氏坚决拒绝绝对空虚的“虚空”概念，指出“同物体分离的虚空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却把地点(ТбТблοs)看作是“不能移动的容器”，正如容器是“能移动的地点”。至于时间，他认为那是“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

亚氏关于运动变化的分析主要是为了批判埃利亚派主张绝对静止、反对运动的理论。继从运动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出发对芝诺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的批判是很精彩的。

他指出：“一方面，事物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能和数量上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另一方面，却能和分割起来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因为时间本身分割起来也是无限的。”这是因为“如果时间在延伸和分小这两个方面都无限，那么量也就在这两个方面都无限。”这就是说，尽管在有限量的时间里，穿过无限延长的空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有限量的时间里穿过无限可分的空间是可能的，因为有限量的时间本身是可以无限划分的。

亚里士多德强调，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它的原因。他所说的“原因”，含意比较广泛，实际上是指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

着名的“四因说”是亚氏在《物理学》中分析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的基本理论。它来自他的“三本原”说，由基质、形式与缺乏，导出质料与形式，因为正如亚氏所说：“因为缺乏也是某种意义的形式。”亚氏更从人工产物提出了“动力”和“目的”两项原因，并把它们普遍化而与质料、形式结合，并为“四因”。他似乎也感到有一定矛盾，因而在《物理学》第二卷中，他专门讨论了自然内是否有目的的问题。

他的结论是：“既然技艺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既然技艺内有目的，那么自然内也就有目的。”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将“四因”归结为质料与形式两因。他说：“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但是后三者常常可以合并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同一的，而运动变化的根源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

在上述分析中，亚里士多德逐渐陷入了理论上的困难：质料成了被动的载体，而形式则由于作为事物追求实现的目的，成了推动事物运动变化从而使潜能现实化的动力。由此出发，他逐步走向了外因论和目的论。在他看来，事物都处于运动中，或者自动或者被推动，但自动者归根到底仍需有引起它运动的原因(不论是动力因还是目的因)，宇宙全部运动的链条，可以如此不断回溯其运动的原因。但是为了不致陷入“无穷后退”的困境，必须设定一个“第一原因”或第一推动者，它必须是自身不动而又推动其它事物的运动。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神”的“不动的推动者”。

总起来看，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总结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对于整个自然界的构成以及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它基于经验的唯物主义倾向，以及它割裂质料、形式而导致的外因论、目的论的理论失误，都对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理论传统。

属于亚氏自然哲学范围的论着还有：《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等，分别探讨天文、气象、心理诸学科领域的哲学问题。他关于生物学研究的丰富着述，如《动物志》、《动物的运动》、《动物的部分》等，表现出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宝贵成就，同时也论述了有关的自然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