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212页（2516字）

【生卒】：1478—1535

【介绍】：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生于伦敦的一个法官家庭。1492年入牛津大学，攻读拉丁语和形式逻辑。后秉承父意，改学法律，于1496年入林肯律师学院。1501年成为正式律师。1497年与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相识，在思想上互有影响。他作为一名公正无私的法官和穷人的辩护者，深受伦敦人的敬爱。亨利八世当朝期间，历任要职。1523年任下议院议长，1529年担任内阁大臣。由于对国王离婚一事持有异议，并在教会政策上与国王意见相左，于1532年辞职。1534年被诬入狱，1535年被处死。使莫尔名垂青史的是他于1516年以拉丁文出版的《乌托邦》一书。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剖析和控诉，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灾祸的总根源，把英国的圈地运动比作“羊吃人”，指出，只有废除私有制，公正平均分配财富，人类才能有幸福。第二部分是对理想社会制度“乌托邦”的描述。这个新社会以手工业为基础，实行公有制；成年人除担任公职和从事科研者外，都参加生产劳动，劳动之余从事科学和艺术活动，所有公民人人平等；产品归社会所有，按需分配；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儿童的书本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但在这里还有奴隶，他们是战争的俘虏或被判刑的人，也还有宗教。莫尔还写过其他一个着作，但却没有《乌托邦》出名。

(1)人类要幸福，就要消灭私有制 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人民贫困的根源，要保证人类获得幸福，只有消灭私有制。他指出，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由于把金钱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所以国事才不可能公正顺利地进行，他认为，确定财产均等是达到社会幸福的唯一道路。因为，如果有私有财产，一些邪恶的人就会假借法律的名义拼命捞钱，这样国家的钱财就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终日劳动质朴的人就会穷困不堪。所以，他主张完全废止私有制度，使财富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这样人类才能获得幸福。否则的话，虽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减轻私有制带来的祸害，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快乐和义务、自然和理性是一致的 莫尔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借乌托邦人的名义指出，追求严峻艰苦的德行，不品尝人生的甜密，甘心忍受不会产生好处的痛苦，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这只是为一种道德的幻影愚笨地折磨自己，对任何人没有一点好处。他认为快乐和幸福是人本性的要求，人人可以享受，谁也不能阻碍。他认为，构成人类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他指出，所谓快乐，是指能使我们顺乎自然得到愉快的一切身心的活动和状态。他认为，不是一切快乐，只有正直高尚的快乐才能构成幸福。德行引导人的本性朝向正直高尚的快乐，如同朝向最高的善一样。人的精神快乐是主要的、根本的快乐。这种快乐中最好的部分起源于人的敦品励行，和生活的洁白无瑕。而身体上的快乐，首先在于健康，其他的感官快乐，应坚持如下的原则：不因较小的快乐，妨碍较大的快乐，不因快乐而引起痛苦。他断言，任何不正当的快乐，其结果必然是痛苦。莫尔认为，德行就是依从自然的命令生活。自然命令人生活愉快，即把享受当做全部行为的目标。自然还号召人相互帮助，达到更愉快的生活。因此，人不但应该遵守和人间的协定，而且必须遵守公共法律。这种法律或是在公平法则指导下由贤明君主颁布，或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由国民的意见一致而制定。照顾个人利益而不违反公共法律，这才是明达的行为。人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这是应尽的义务。妨碍他人的快乐，以取得自己的快乐，这是不公平的。相反，牺牲自己的所得，以成全别人，这就尽到了博爱人类同情人类的义务。一个履行这种义务的人，同样可以得到实惠和愉快。因此，人的一切行为，包括道德行为在内，应该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标。莫尔还指出，自然和理性是一致的。一个人听从理性的吩咐，就是追随自然的意向。德行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而人类最首要的德行便是为别人造福。使人避免灾难痛苦，享受快乐。人凭自然而得到愉快，就是要作到：不通过欺负侮辱取得愉快，不因为一种快乐失掉另一种更大的快乐，不凭感觉而凭健康的理智去追求愉快。在他看来，合乎本性、自然，与合乎理性是一回事，人若遵从自然规律而生活，就是美德的所在。在这种生活中，人愉快而安乐。这种生活必定是集体的。他设想的乌托邦人的劳动、食宿、娱乐都是集体的。

(3)论社会利益和公道 莫尔批评当时的欧洲社会里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口头上都谈着公共福利，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财产私有，谁如果不为自己打算，谁就会饿死，人们因此不得不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放在别人利益之上。这里没有一点公平正义。贵族、高利贷者一事不做，终日游荡，却生活得有声有色，穷奢极侈。他们仅仅靠阿谀奉承，就从国家得到优厚的待遇；而手工艺者、车夫、苦工、农民却终日胼手胝足，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并且整日为未来担忧。国家丝毫不关心他们，极忘恩负义地对待他们。莫尔指出，更令人愤恨的是，富人不但掠夺了穷人创造的财富，还玩弄手腕，假借法律，借国家的名义以行私利，把骗得的东西巩固起来。莫尔把这些人痛斥为“可恶的人们”，指出实际上，穷人的辛勤劳动才是最有益于社会的，国家是靠了穷人的劳作才存在的。莫尔指出，与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相反，在乌托邦人那里，没有私有制，一切为全民享用，大家都热心公事。人人公平分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没有穷人，没有乞丐。人们无忧无虑，快乐安宁地劳动、生活。对于老年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给予很好的照料。这里实现了最大的公平正义。莫尔指出，金钱是罪恶的根源，它带来了欺骗、盗窃、抢劫、吵嘴、暴动、争论、叛乱、暗杀、变节、毒害等等罪行。但乌托邦人那里不用金钱，因此也就取消了这些罪恶。但是，莫尔把欧洲社会中的丑恶与不公的根源归结为人的骄狂，认为骄狂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而没有看到造成初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基本经济原因，因而他也就不可能指出取消这些罪恶现象，实现乌托邦的理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