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尔的改革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489页(3730字)
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是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杰出领导人。
他于1910年1月27日出生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首府的一个裁缝家庭。在战争年代,卡德尔始终和铁托并肩战斗,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战后,卡德尔作为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联邦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
他曾先后担任前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联邦议会主席等职。卡德尔作为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着名理论家,曾主持制定前南斯拉夫宪法和各个时期的法令,起草南共联邦的纲领。他写了大量的理论着作,其中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主要着作有:《南斯拉夫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论自由联合劳动》等。下面分三部分评价卡德尔的改革理论。
1.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从1950年起,卡德尔就根据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对马克思公有制范畴的独特理解,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经济理论的新见解。卡德尔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斯大林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把国家所有制看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公有制范畴涵义。在卡德尔看来,马克思所讲的公有制,不论其过渡的社会历史形式如何,归根到底是联合生产者的社会职能,而不是某个表面上“代表”直接生产者行使职务,实际上并不受直接生产者影响的所有者——“职务行使者”——行使指挥功能。卡德尔认为,公有制的历史含义在于克服工人与社会资本的一切形式的异化,取消社会上一部分人操纵工人阶级和整个基本劳动阶层的全部条件和可能性。
基于对公有制的特殊理解,卡德尔认为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初始形式,而非公有制的高级形式。他从南斯拉夫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国家所有制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1)国家所有制使工人同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成果相异化,国家所有制的社会资本日益严重地异化并成为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权力因素,从而越来越限制劳动者在劳动岗位上和劳动组织中发挥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2)国家所有制为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化敞开了大门,使对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管理,变为某种专家治国论者的管理者的垄断权,而使共产党变为维护这种垄断权的工具。其结果,势必会使劳动者同他们自己的国家及其共产党相分离。
(3)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本的集中只在表面上是社会劳动一体化的一种形式,这种集中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是国家采取的政治行动,它使劳动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中断,造成彼此隔绝和“分散化”,从而增加了经济的粗放经营程度,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国家所有制的集中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变成了阻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障碍。
在批判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卡德尔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提出了社会所有制理论。他认为,社会所有制是全体劳动者在共同所有制,因而也是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不管在什么范围内和什么方式之下,这种所有制都保证了劳动者拥有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同时保证他享有与其基本权利相联系的一切不可剥夺的其他权利,而且这种权力还包括同其他劳动者在相同和平等的条件下,按劳动占有用于个人消费和共同消费的资金的权利。
按照这种方式,社会所有制表现为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也表现为每一个工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它保证实现工人完全平等的劳动地位以及与基本社会经济权利相联系的其他一切权利和责任。因此,社会所有制真正成为一种既不是任何人的所有制,又不是每个人的所有制,而成为既是共同的所有制,又是个人的所有制。
2.卡德尔提出与论述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卡德尔认为,之所以要确定社会主义自治方向,是由于希望为一种新的、不同于行政的和技术统治主义的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逻辑开辟一条道路。他认为,社会主义自治的基本涵义是:工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可以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自由平等地进行劳动,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收入,支配扩大再生产资金以及掌握自己劳动的其他一切条件、资金和成果。
因此,自治并不是像目前在许多国家中实行的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形式,而是“劳动者的统治权”。自治的本质正是在于,它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这样一种劳动和社会管理形式与方式,它要求工人并使工人能够不仅直接管理社会化的剩余劳动,而且使每个工人能够按照他对联合劳动成果的贡献,在经济意义上直接参加联合劳动总收入的分配。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卡德尔认为市场经济、社会计划以及劳动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相互支援,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不可或缺的三个组成部分。他指出,在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下,除了市场形式,其他组织社会生产的任何形式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效只能更小,这一点已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
与国家所有制垄断和专家治国论垄断相比,市场经济制度相对比较进步,比较能够保证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作用,即加强劳动者在其工作岗位上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实行自治一体化的过程中,社会计划制度应该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作为劳动和社会资本主人的联合劳动者,必须用计划来保证其劳动的合适的条件和成果,保证适当的发展政策。
在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计划除了调节社会再生产中的物质进程外,它必须首先是劳动者联合的一种形式,其次也是分配共同实现的收入的一种形式。因此,计划和制订计划的社会内容首先必须表现在确定和实现工人在自治联合劳动中的相互权利和责任中,而且要从工人的共同利益出发,促使整个社会劳动尽量提高生产效率。
自治并不是要把整个社会资本不断地分散,仍然需要集中生产资料,这是现代社会的需要,在自治条件下,这种集中是通过联合劳动的方式实现的。
3.卡德尔的双重收入分配模式
卡德尔认为,市场是实现社会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的首要的和决定的因素,取消市场的这种作用和取消通过市场分配收入的办法,就意味着取消市场在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原因。只要市场存在,市场就要在各联合劳动组织之间,并通过他们在工人之间进行整个社会劳动收入的第一次总分配。然而,按劳分配制度的发展不能只是由市场分配收入和由各个劳动组织暂时的力量来决定,而必须由社会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具体地说,社会应该在三个主要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一,决不能把收入的市场分配视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之间收入分配的惟一标准,尤其不能被认为是个人收入分配的标准。
因此,社会应该采取调节措施,尽最大力量平衡劳动组织的经营条件和获取收入的条件。
当然,这种社会协调平衡应以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为限。
第二,社会还应当作出努力,使市场分配所造成收入差别对工人个人的生活条件不致产生过多和过大的影响。第三,社会对市场分配收入的调节机制必须是联合劳动中内部经济关系体系,即联合劳动组织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相互关系体系。
社会对市场分配收入的调节不能采用“某个人自上而下强迫你接受的一袋土豆”的方法,而要采用经济手段和渠道,开展自治协议和社会协商,协调一致地调节自治组织本身以及有关的社会因素的某些关系。
参考文献:
B·乔西奇主编,1985,《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任初、周振华等编着,1988,《国外现代经济学说评介》,重庆出版社。
马尔塞尼奇,1981,《南斯拉夫经济制度》,人民出版社。
米洛万·巴甫洛维奇,1985,《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爱德华·卡德尔,1979,《南斯拉夫计划制度》,北京出版社。
爱德华·卡德尔,1980,《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首初、万解秋,1987,《探寻新的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
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1985,《比较经济体制》,商务印书馆。
周新城,1988,《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
爱德华·卡德尔,1981,《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