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的内在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228页（13324字）

【内容介绍】：

外部性的内在化是指物品和服务的边际私人收益或成本被调整，从而使用者在其决策中考虑实际的边际社会收益或成本，这实质上意味着外部性的边际价值被定价。

就负外部性而言，边际外部成本加到边际私人成本之上实现内在化；就正外部性而言，边际外部收益加到边际私人收益之上实现内在化。外部性的内在化导致价格变化，以反映出某种物品的全部边际社会成本或收益。

1．矫正性税：负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方法

1．1 一般原理

矫正性税(corrective taxes)旨在以某种内在化外部性的方式调整某种物品或服务的边际私人成本。为了实现负外部性内在化，这种税的税额(T)必须等于某种物品单位产量的边际外部成本(MEC)：T=MEC。

毋庸置疑，任何生产行为都需要许多投入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雇佣劳动力需要支付工资，使用土地需要支付租金，投入资本设备、煤、铁矿石等需要花钱购买。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企业对某种资源不一定付出代价，它就可能过多地使用那种资源。例如，劳动力是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为了获取这种资源，企业必须每小时支付X元的工资。

企业必须考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只要每个劳动力的产量价值超过每小时X元，就会使用劳动力。但如果企业可以免费雇佣劳动力，则它就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力，只要他们的产量大于零。

结果，企业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太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环境资源。

当企业使用清洁的环境资源不一定支付价格时，它就可能使用太多；结果就是环境污染。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法是让企业对污染环境支付价格，等于污染的机会成本。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措施就是征收污染税。

现假定有X、Y等两个生产企业，前者的生产活动没有外部效应，而后者的生产活动会产生污染，并严重影响了X企业的生产。

从理论上讲，资源有效配置的条件是：在每一市场上，价格都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如果X企业面临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X企业的价格将等于其产品的边际私人成本(用MPC_x表示)，即

P_x=MPC_x (1)

由于X企业的生产没有外部效应，故X企业的边际社会成本(用MSC_x表示)等于其边际私人成本，即

P_X=MPC_X=MSC_X (2)

再看Y企业。

如同X企业的情况一样，我们假定Y企业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故Y企业亦将生产其价格等于边际私人成本的那个产量：

PY=MPC_Y (3)

然而，Y企业的生产对X企业有负外部效应(污染)，Y企业的边际私人成本与其边际社会成本不相等。Y企业的真正社会成本，应等于其私人成本加上它对X企业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用减少的产量来衡量)。

若以MP_Y代表Y企业对X企业产生不良影响的边际生产力(这里，其值是负数)，则：

MSC_Y=MPC_Y－(P_X·MP_Y) (4)

(4)式的最后一项表明，Y企业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将引起X企业的产量下降MP_Y单位，下跌的产值是P_X·MP_Y。当然，Y企业并未认识到这种影响，它仍然在其价格等于边际私人成本的点上生产。由于MP_Y＜0，我们有：

MSC_Y＞MPC_Y=P_Y (5)

(5)式意味着，Y企业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其价格，于是，Y企业的产品生产过度，如图1所示。这时，如果把生产资源配置重新配置于其他企业(如X企业)，而不再投入Y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会更高，社会福利会明显改善。

从图1可以看出，污染的存在意味着Y企业的边际社会成本超过其边际私人成本，市场均衡要求其商品过度生产。这就是说，Y^*是市场均衡产量，而Y′才是最优产量，Y^*＞Y′，造成资源浪费，产品结构失衡。

图1 负外部性造成的商品过度生产

面对这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市场的价格机制失灵了。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依赖的是一系列正确反映商品和服务的社会成本的价格，而自然资源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种种有价值的服务，但却无法像其他资源一样，能明确产权关系，不能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销售。

在这种缺乏供求关系，并且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格不再能传递为获取效率所必需的正确信息的情况下，政府就对此实施干预政策，制定一个人为的价格，即对废弃物排放征税(奥茨，1989)，消除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使污染者(居民或企业)面临着真实的社会成本，最终实现防治环境污染的目的。

图2描述了产生外部性成本(即污染)的竞争性企业(行业)Y的供求曲线。

如果不考虑污染的这种外部性成本，该企业(行业)的只反应私人成本的供给曲线就是MPC_Y。这条供给曲线与既定的需求曲线D相交的点决定了它的价格和产量：价格为OP₁，产量为OY^*。

若要该企业除了承担私人成本外，还要承担外部性成本，政府就需依据Y企业的产量(假设污染量与其产量成正比)对其课征污染税，即每吨抽多少元的税。这一税额等于Y企业的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因此，图2中的MSC_Y这一新的供给曲线具有双重意义：它既表明了该企业的社会成本，又衡量了私人成本和污染税。最适污染税应等于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在图中表现为两条供给曲线MSC_Y与MPC_Y之间的垂直距离。

图2 污染税的治污效果

Y企业(行业)在被课税之后，其生产成本将提高t，供给曲线上移至SMC_Y，市场价格提高到OP₂，但该生产者单位商品价格只为P₃，即市场价格P₂减去税金t。随着市场价格提高到P₂，产量的均衡水平从OY^*调整(下降)到OY′。

Y企业支付给政府的税收等于t乘以单位商品销售量，即图2中P₃P₂AB的面积。

由于价格上涨，消费者的境况变坏，其数量程度为P₁P₂AC的面积，但政府从中所得到的收入仅为P₁P₂AE面积所示的数量，则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为AEC的面积(P₁P₂AC－P₁P₂AE)。

同理，生产者剩余的净损失为EBC的面积。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污染税的治污效果：

第一，污染税使污染者(Y企业)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使其面临了真实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故此，皮古(Pigou，1932)把这种税称为“矫正性税”(corrective taxation)。

第二，污染税使污染者(Y企业)的生产量减少了(Y^*－Y′)，污染量也相应地减少了。

这就是说，政府通过征收等于污染的外部性成本的税，迫使污染者抑制其过度产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从旧均衡向新均衡过渡期间，这个企业(行业)可能会产生劳动力转移及暂时失业现象。

第三，课征污染税后，污染减少了，其数量等于图2中ABCF的面积。但由于消费者对这种产品要支付较高的价格，消费者的负担，即消费者剩余的总损失为P₁P₂AC的面积。

如果政府用这笔收入即P₁P₂AE的面积，来补偿那些由于该企业污染而遭受损失的人，则这种收入就可视为“社会收益”。那么概括说来，若不考虑生产者剩余损失及从中得到的政府收入，则社会收益为P₁P₂AFC的面积，损失为P₁P₂AC的面积。所以，污染税带来的净“社会收益”，至少等于AFC的面积(Baumol，1972，p．307－322)。

鉴于上述结论，针对负外部性课征矫正性税预计在政治上会有两种相反的意见。那些与这种负外部性无关而可能因这种措施而遭受损失(减少了可供其使用的产品数量)的生产者、消费者和雇员，会投票反对这种措施；而受到这种负外部性的不良影响的人会投票支持这种措施。因此，通过矫正性税实现外部性内在化会导致某些人获益，而有些人要承担成本；换言之，外部性的内在化将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继而影响到有关各方支持这种方案的意愿(Hyman，1990，p．108)。

1．2 矫正性税与其他措施的比较

各国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直接管制、发售污染权、财政补贴以及污染税。每一种政策手段都有其适合于应用的一面，然而，与污染税相比，它们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污染税与直接管制相比较 直接管制政策(regulatory policy)是政府通过立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限制或禁止污染，违者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政府利用法规、禁令和许可制度，以期直接避免或限制有害活动的措施。例如，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在符合环保标准后才能开工。直接管制的突出问题是缺乏弹性和效率，从经济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最适的选择。

就禁止性措施而论，完全消除污染并非“最适”，因为“最适”要求外部性达到最适量。例如，废物排放量以不超过自然界净化能力或不危害人体健康为准。若完全禁止废物排放，不但会使控制污染的边际成本远远超过生产者和消费者承受污染的边际成本，还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对自然净化能力的一种浪费。

一般来说，管制分为两种：一是明文规定企业的生产方法，或投入物必须符合某种最低标准，否则禁止运营；一是直接规定产出的最高数量，禁止超量生产。

因此，由于管制措施直接规定企业的生产行为，限制企业的产量，必然会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结果不一定有防治污染的功效。许多经济学家(George and Shorey，1978，p．210－215；Webb and Ricketts，1980，p．130－131；Hyman，1990，p．110－113；Cullis，1992，p．48－54)通过比较分析课征污染税与直接管制的效果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一，课征污染税可使污染者自由选择低廉且适合于自己的方法，以减少排污量。直接管制却有可能因未经详细调研而指定了有损效率的防治污染的方法，这不但会妨碍污染防治方法的自由选择，而且还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第二，征收污染税可以通过污染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为污染者长期研究与开发治污新方法、新技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可以减少剩余的污染，同时也将降低污染者应付出的与污染有关的费用(兰德尔，1989，第177页)。

但是，直接管制却不存在这种刺激效果。这是因为，一方面，污染者如果达到了规定的排污量标准，他们就不会再努力治污，因为这样做对其企业本身毫无利益，只会增加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比政府更了解社会及本企业的污染防治技术的开发状况，政府对企业迟迟不开发防治污染的新设备、高技术而束手无策(Stiglitz，1988)。

第三，在减少既定的污染程度的情况下，直接管制措施所耗成本往往高于污染税措施。

如图3所示。假定有X、Y两个污染性企业，原有的污染排放量都是Q，而其防治污染的总成本函数却各不相同，即TC_X和TC_Y。就经济效率角度而言，为实现污染防治的总成本最小化，必须使X、Y这两家企业减少最后一单位污染物排放的边际成本相等。

这一条件在征收O_t单位税额情况下，各企业自动调整的污染排放量分别为Q_X和Q_Y。但是，在直接管制下，由于很难辨别这两个企业的情况差异，往往要求所有污染性企业对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作同一比例的减少(例如，要求这两家企业的污染排放量都降至Q_Y)，因而，直接管制措施常常无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定量的污染防治。

图3 污染税与直接管制比较：成本高低

第四，在企业之间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或成本不同的情况下，刚性排放标准不能实现效率。

图4表明A和B两个企业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反映的是企业为取得排放权而支付的最大数量。如果现在没有排放征税，企业的排放量将会达到边际社会收益等于零的点。因此，A企业排放的数量是Q_A1，B企业排放的数量是Q_B1，只有当污染物排放的边际外部成本为零时才有效率。假定每个企业的单位排放量的边际外部成本(也是边际社会成本)是P元，因此，A企业和B企业的年度排放量的效率水平分别是和。注意，由于在任何既定的数量上，A企业都比B企业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大，所以，。

由于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成本上的差异，或者利用造成污染的投入物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差异，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在企业之间是不同的。

图4 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不同，管制措施(排放标准)造成的效率损失

假定政府的排放标准确定在Q_R，那么，A企业就必须把污染物排放量从Q_A1减少到Q_R，B企业则从Q_B1减少到Q_R。

可是，这并没有达到效率。对A企业而言，在Q_R，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倘若按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收费P元，A企业可以选择排放。因此，利用排污税就可以获得净福利收益，即图4中的ABC的面积。

对B企业而言，效率排放数量应当是，可是排放标准规定为Q_R，。因此，假如按照边际外部成本P元征税，B企业就会选择排放，可以获得的净福利收益是FGH的面积。

第五，在一国的各地区之间污染物排放的边际外部成本不同的情况下，统一管制也不能实现效率。假定在城市单位排放的边际外部成本(代表边际社会成本)为P元，而在乡村仅为P′元，又假定任何既定数量的某种污染物排放的边际社会收益对所有企业(不管其位于城市还是乡村)都相同。图5表明，位于城市的C企业，其效率排放量为，而位于乡村的D企业，其效率排放量为。倘若所有企业不管位于何处都执行统一的排放标准Q_R，就不能达到效率排放水平：对于位于城市的企业，标准排放量高于效率数量()；对于位于乡村的企业，标准排放量低于效率排放量()。

图5 污染物排放的边际外部成本不同，管制措施(排放标准)造成的效率损失

倘若对城市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每单位征税P元，而对乡村地区征税P′元，就可以实现效率排放数量。在实行统一排放标准且不征税的情况下，C企业的净收益损失是XYZ的面积，D企业的净收益损失是RST的面积。

在统一标准制度下，城市企业的污染减少量是△Q_Rc，小于这类企业应当减少的数量；乡村企业的污染减少数量是Q_RD，大于这类企业应当减少的数量。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管制可能会鼓励企业进入污染性行业，而征税却能迫使企业退出该行业。

对此，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理想来说，正如图6所示，等于外部性成本的污染税可能使产量从Q_a减少到Q^*，从而有效地限制了这种负外部性的危害。在短期，当对该行业征税时，产量下降到Q^*，价格提高到P^*。征税额用图6中的P^*P₂CA的面积表示，而且，由于征税的结果，行业中的这些企业发生了损失。当税收包含在生产成本中时，生产的边际成本将提高到MPC′。但是，在管制政策下，如果行业中的每个企业必须把产量限制在Q^*，这些企业的产量虽然与在征收污染税时的产量相同，但它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即P^*P₁BA的面积。可见，尽管征税与管制在短期内都具有把产量减少到Q^*的作用，但在长期它们的效应就不同了。管制产生利润，数额等于P^*P₂CA的面积，也就是说，在从长期来看，管制鼓励了企业进入；而最适污染税产生损失，数额等于P^*P₁BA的面积，亦即污染税迫使企业退出这个行业(Holcombe，1988，p．51)。

显然，该行业中的企业宁愿要产量限制不愿意征税；而且，不难想像，由于企业对管制政策可以施加院外压力，争取产量限制而不愿意用征收矫正税方法来解决负外部性的事时有发生(Buchanan and Tullock，1975，p．139－147)。所以，从表面上看，直接管制似乎比污染税的治污效果更佳，其实不然。

污染税与发售污染权相比较 所谓出售“污染权”(pollution rights)，是指政府主管污染防治工作的机构，依据污染物的最适排放量来确定“污染权”的出售数量，然后将它们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污染性企业。这里所说的污染权，一般指“可转让的污染权”(transferable pollution rights)，可以在污染者之间进行买卖。

也就是说，当污染者发现他能以较高的效率或较低的成本减少其排污染量时，该污染者就可将持有污染权数量中的多余部分，转售给其他污染者。

虽然发售污染权措施无需了解污染者防治污染的边际成本函数，而且它所需要的信息成本与执行成本比课征污染税要少(Griffin，1975，p．275)，但是，由于污染权可以转让，刺激了某些企业购买大量的污染权，形成垄断市场。其他企业要从事生产，必须首先向其购买污染权，造成污染权即为生产权的现象(Holcombe and Meiners，1980，p．345－349)，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而另一方面，由于被使用的污染权数量低于可转让的污染权数量，则可能出现资源错误配置现象。相比之下，在征收污染税的场合，企业每年定期支付一笔税款即可从事生产。此外，在污染税制下，污染者在缴纳污染税与添置治污设施之间，可自由选择其成本较低者；而在出售污染权的情况下，罚金越高，治污投资过度的概率越大，因此发生资源错误配置的损失也越大。

图6 污染税与管制比较：对行业进出的刺激

污染税与补贴政策相比较 财政补贴政策是指政府对企业为进行污染防治所发生的费用给予补贴。补贴方式有两种：一是针对企业排污量的减少程度直接给予货币补贴，一是以税收支出的方式给予间接补贴。

补贴政策与课征污染税政策的性质相同，都是从价格上来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如图7所示，某企业自动减少Q₁这一边际单位的产量或污染量，政府就补贴CA。该企业若多生产一单位产量，不但私人成本增加AQ₁，而且还丧失CA的补贴。对该企业来说，这一边际单位产量的真正成本是CQ₁，而其边际收入只为AQ₁，因此，少生产这一单位，该企业的利润就增加CA。因此，在补贴政策下，社会生产也能达到最适点。可见，补贴政策与污染税政策都是从价格上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

图7 课征污染税与社会最适产量

但是，在补贴政策之下，个别企业可能会减少产量及排污量，而整个行业的总排污量却有可能增加。因为，虽然个别企业的排污量减少了，但由于其利润比没有补贴时为高，这将吸引新的生产者进入此行业，使得整个行业的排污总量不变或反而增加。

相形之下，征收污染税后，产生污染的产品的价格大多要上涨，使得市场需求量减少，也抑制了污染性的生产活动。其实，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货币资本，政府很难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补贴治污企业，或大规模建立废物处理工厂及设施；相反，征收污染税，无疑是政府的又一新的资金来源渠道。这不仅为政府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财力，而且还可直接用于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

1．3 污染税的其他优点

我们在比较了各种措施之后，再简要讨论一下课征矫正性税(污染税)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三个优点。

第一，课征污染税能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一般而言，污染税是就污染量的多寡，对生产者(污染者)课征与外部性成本相等的税收。譬如，在图7中，对生产量(视其与污染量呈同比例变化)Q₁边际单位产量课征CA金额的税款，对生产量Q_e边际单位产量课征BE金额的税款。这样，企业生产的产品(如钢铁)或产生的污染的数量超过OQ₂时，该企业除了支付生产成本以外，还必须缴纳污染税。

由于该企业生产钢铁的边际成本函数不是MPC，而是MSC(边际社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一定换选择选择B点(而不是A点)上从事生产，从而实现社会最适产量Q_e。

第二，课征污染税能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积极创新。

政府对污染企业课征污染税后，迫使企业负担外部性成本，而且，污染企业的废物排放量越大，缴纳的污染税越多，必然增加企业生产经营的总成本。在价格不变的场合，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无疑要相对减少。因此，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征收污染税可促使污染者选择低廉并适合自己的生产技术与方法，且鼓励企业创新行为，以求污染排放量的减少。在图7中，当短期社会均衡点为B时，企业生产Qe数量的产品(比如钢铁)，其边际单位所需缴纳的税额为BE，即可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或投入比例，使成本降低并达到降低污染量的目标。与此同时，污染税的征收也使污染的社会成本下降，全社会的经济福利随之提高。

第三，污染税是一个公平的、高效率的税种。

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一方面，迫使给他人带来危害的污染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方面，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来推动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研究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过程，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同时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这种税收所筹集上来的资金补偿受害人。这些都表现出污染税符合公平原则。污染税还充分体现了效率原则。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税收的效率原则，不再局限于要求税收保持“中性”，更重要的是要求税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积极的干预，控制和诱导资源的合理配置，调节供求关系，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与其他税收相比，污染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越来越吸引人，不仅因为它能提供社会需要的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它能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还可取代其他破坏经济的收入来源。

尽管污染税显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主要税种，但“污染税发挥作用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对空气和水的污染物以及其他废物进行广泛地征税，就能使收入明显增加。

这些收入能使其他主要税收所占的比重下降，从而减轻其他税收所带来的有害的压力。……因此，……采用污染税还会带来潜在的‘效率收益’。

”(奥茨，1989)

总之，就污染造成的负外部效应而言，政府通过采取课征污染税的方法，可以使污染者自行负担控制污染的成本，或者说使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社会成本)内在化。有些经济学家对征税所下的基本结论是：无论从这一措施对社会生产与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来说，还是从它与其他政策措施的比较具有一定的优势来看，都可以证明它是使负外部性内在化的最适当的手段。

(Buchanan and Tullock，1975，p．139－147；Kay，1990，p．40；Pearce，1991，p．938－947)

2．矫正性补贴：正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方法

矫正性补贴与矫正性税收在概念上类似。图8说明了接种疫苗服务的矫正性补贴如何导致这种物品的效率产量。竞争性市场均衡产量可能是每年10万单位接种疫苗服务，竞争性市场价格是25元。这一数量是低效率的，因为在这一消费水平上，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收益加上边际外部收益=MPB_i+MEB)超过边际社会成本。

图8 矫正性补贴

矫正性补贴是政府向某种产品的购买者或销售者支付的补贴，以便使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减少。这种支付必须等于这种产品或服务的边际外部收益，就本例来说，单位接种疫苗服务的边际外部收益是20元。

假定政府宣布对每一接受接种疫苗的人补贴20元。在把这20元补贴加到每一接受接种疫苗者的边际私人收益上之后，接种疫苗服务的需求曲线从D(MPB_i)上移至D′(MPB_i+20元)。

在接种疫苗服务的需求增加之后，市场均衡从U点移动到V点，在该点上，接种疫苗服务的市场价格增至30元，恰好弥补了增加的边际生产成本。

然而，对消费者来说，得到补贴之后的净价格下降了。现在，单位接种疫苗服务的净价格是10元(30元－20元)。由于消费者支付的净价格的降低，使接种疫苗服务的需求量提高到12万单位接种疫苗服务，这一数量才是效率产量。

这时，政府向接种疫苗服务的补贴总额为RVXY的面积，这项补贴的资金来源当然是税收收入了。

矫正性补贴可以运用在许多其提供水平低于边际成本的某些政府服务上。例如，地方(市)政府可以对垃圾清理的价格定得大大低于边际成本，然后对其差额给予矫正性补贴；还可以对花园式住宅的所有者予以矫正性补贴，比如对在住宅周围种植花草树木，在购买它们时只付一半价格；也可以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提供补贴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补贴都旨在使正外部性内在化，很多补贴在于实现诸如减轻贫困等其他目标。

3．结语

由于外部性存在于市场体系之外，故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去解决，政府必须予以干预。尽管政府干预的手段很多，但从原则上讲，基于市场的政策措施效果最好，通常也最实用：对负外部性，政府采取课征矫正性税；对正外部性，政府采取矫正性补贴。

这两种措施的作用机制是使外部性成本和外部性收益内在化，即使造成外部性的行为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外部性(Externalities)

外部性的内在化与科斯定理(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ies and the Coase Theorem)

污染税(Pollution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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