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第618页（4455字）
【原文】：
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
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
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幺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胡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
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
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物。
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原文作者】：睢景臣【鉴赏】：
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历来被公认为散曲中的珍品。
它幽默生动，泼辣诙谐，具有浓厚的喜剧谐趣。作者正是借助于这种喜剧谐趣，揭开了刘邦这个最高封建统治者高贵尊严的外衣，还了他流氓无赖的本相，寓寄了极为深刻的主题。
那么，它的这种喜剧谐趣是怎样构成的呢?
首先是叙事上的侧写手法。高祖回乡的盛大场面，刘邦青少年时代的所作所为，作者都没有直接从正面加以叙述，而是借助于一位假设的乡邻，通过他的眼睛、耳朵和嘴巴逐一感受和介绍出来。这种构思，极有利于让这位乡邻凭借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去认识高祖的仪仗阵容，去回忆刘邦的往昔言行，从而使这支散曲的叙事带上了这位乡邻独特的个性特点。例如，他把“舞凤旗”上的“凤凰”错当作“鸡”，把“飞虎旗”上的“飞虎”说成了“狗生双翅”，而“蟠龙戏珠”竟成了“蛇缠胡芦”……这些驴头不对马嘴的“瞎扯”，都是作者采用正面描写手法所无法落笔的。
而这些“瞎扯”，决不是浅薄无聊的插科打诨，而是寓寄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一边是不可侵犯的神圣，一边是肆无忌惮的亵渎，这种对皇帝威仪的大不敬，正充分表现了对最高统治者的无情嘲讽和彻底否定。
那么，这位乡邻为什么又可以如此“瞎扯”呢?这里就需要再深入一步，看到作者对这位乡邻的个性刻画。例如，他一向居乡种田，不见“世面”，这是他特有的出身。
他之所以对“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觉得奇怪，之所以不认识那些仪仗器物，就都是由他这一特定的出身决定的。
又如，他同刘邦同村共居，从小相识，这是他特有的经历。有了这一特定的经历，他就可以一五一十地把刘邦的根底从头顶数到脚跟翻个过。
再如，这位乡邻缺少文化，粗直“无知”，这是他特有的教养。这样，他不但可以边介绍边骂着，还可以说错话：你这刘三，“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汉高祖”是刘邦的庙号，刘邦还叫做“刘邦”，并没有改名换姓——这是作者故用“误笔”，把这位乡邻的“无知”夸大了。由于这位乡邻有了这些特定的出身、经历和教养，因而也就有了“土气”、粗直、“无知”这样一种傻乎乎的特定个性；这种特定的个性，就使他对事物有了特定的感受、认识和表达方式。
其实，这位乡邻不过是作者有意塑造出来的一位充满智慧的丑角而已。
“他把他的傻气当作了藏身的烟幕，在它的荫蔽之下放出他的机智来。”(莎士比亚：《皆大欢喜》)这位乡邻毫无顾忌地从刘邦贵为天子处大泼冷水，毫不畏惧地揭露刘邦昔日的种种丑行，毫不留情地向刘邦讨索欠债，就都是他借“傻气烟幕”作荫蔽放出来的机智。作者正是利用他外在“傻气”与内在“机智”的对立统一，把他磨成了一面独特的“哈哈镜”；刘邦之所以在读者面前以一个令人捧腹的形象呈现出来，就是由于经过了这面“哈哈镜”的折射。可见，这支散曲生动的喜剧谐趣，与借助于这位乡邻作侧面叙事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人物刻画上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
这支散曲为了贬抑刘邦，先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其还乡的情景作了大肆张扬。这一张扬过程分作三个层次：一是渲染乡里迎接圣驾的忙乱景象。在这一片忙乱景象中，有一个强化气氛的中心喷发点，这就是“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从而突出了“这差使不寻俗”，事关重大。
“哨遍”中的不少对应排比句式，也都极有助于渲染这种纷乱气氛。二是铺叙高祖进村的盛大场面。那位乡邻尽管由于“无知”，介绍的情况“欠准确”，但高祖回乡的盛大场面，他看得还是真切的：先是由各种旗帜组成的旗队导前，接着是由各种器仗组成的仪仗队继后，最后是由众多卫士、侍女组成的侍从队护卫——这场面是何等盛大和气派!有了上面的渲染和这里的铺排，刘邦“衣锦还乡”的威风便被写足了。
然而，作者的欲抑先扬之笔并不到此为止。当刘邦正式出场时，作者又继续挥毫泼墨，以“那大汉觑得人如物”一句，写尽他高踞万民之上的尊严之威和傲慢之态。很显然，这里把刘邦抬得越高，下文就能把他贬得越低，就越能使下文的揭露与此处的张扬形成强烈的反照，从而增强讽刺的艺术效果。
“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这是由扬转抑的关键性句子。作者用“觑多时”一语，故意将扬笔于最高处略作停顿，为转入抑笔蓄势；然后，便以“险气破我胸脯”一语，使扬笔一落千丈而为抑笔；紧接着两段数落，文势如江河直下，贬语似怒涛排壑，将刘邦的威风冲刷得精光。
抑笔部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落刘邦卑贱的出身。
“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表明他的经历和为人本来就已足见；而“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的细节，更说明他原来是和我一样的“乡巴佬”!这一段关于刘邦出身的数落嘲讽，犹如一阵猛烈的狂风，突然将他“高贵”的皇冠吹落在地，揭了他卑贱者的老底。
第二个方面是数落刘邦昔日的丑行。“一煞”一段，作者连用“采”、“借”、“支”、“强”、“偷”等一系列词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刘邦过去种种无耻无赖的行径，然后以“有甚胡突处”一语作结，彻底剥去了他“尊严”的外衣，还了他无赖贼的本相。
至此，作品的抑扬之笔终于构成了两组鲜明的反照：以“卑贱”反照“高贵”，以“无赖”反照“尊严”。揭示出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辛辣的讽刺；正因为如此，刘邦愈是自命“高贵”，一旦揭开他卑贱的老底之后就愈令人可笑；刘邦愈是自视“尊严”，一旦还了他无赖的本相之后就愈令人不齿。作品的讽刺力量，就来自这两组抑扬反照之中；结尾处之所以能借乡邻的骂语将刘邦从高贵尊严的宝座上拉将下来，一笔抹倒，也正是借助于这种讽刺力量。
与前面两种艺术手法相联系的，是情节上运用了由虚到实的安排手法。
作品由“哨遍”开曲，到“二煞”首句点明刘邦夫妇姓氏并接下去数落他的身家来历，是一个由虚到实的情节发展过程。其实首段的环境气氛渲染，是纯属对“高祖还乡”的虚写；“耍孩儿”、“五煞”、“四煞”写大队人马进村的场面，是对“高祖还乡”的侧面烘托，为实写刘邦进一步作了铺垫；“三煞”是由虚到实的过渡。
在这里，刘邦虽然已下车露面，但作品只以“大汉”相称，没有急于交代他到底是谁，直到那位乡邻“认得”之后，才正式指名道姓，进入对刘邦的实写。“二煞”和“一煞”两段便完全是实写。
这种由虚到实的艺术手法，不仅为欲抑先扬的人物刻画从情节上提供了基础，而且构成了情节自身前暗后明的艺术特色。当主人公尚未露面的时候，他是处于暗处，此时，乡邻们并不知道这个“还乡故”的“銮舆”倒底是谁，因而又是忙碌张罗，又是观看惊叹，又是弯腰下拜，而一旦主人公正式露面，来到明处，乡邻们便如梦初醒，大吃一惊，却原来是你这个刘三!于是，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皇帝立刻变成了记忆中卑鄙无赖的刘三，这才是作者所真正要抑谕讽刺的丑角。不难设想，如果作者在情节安排中一开始就采取实写的方法，早早点明将要迎接的就是那个过去采桑占麻、偷豆借粟的刘三，那么，故事情节就会在一览无余中淡如凉水，作者也就无法如此绘形绘色地描写乡邻们忙碌的情景和恭敬的神态，因而也就无法构成如此强烈的喜剧效果。
《高祖还乡》还用了很多谐语方言。
这些谐语方言的运用，切合那位乡邻土生土长、粗直爽快的庄稼人身份，极有利于表现他的思想感情。“畅好是妆幺大户”的方言，表达了他对那些“社长”、“王乡老”和“赵忙郎”一类人的极端鄙视；“瞎王留”、“乔男女”和“胡踢蹬”的土话，说中带骂，表达了他对那班人的无比厌恶。尤其是末尾“只道刘三”的那句口语，居高临下，一声喝斥，涌出了他满腔的蔑视、愤慨和声讨之情，深刻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情绪，充分体现了作品无比泼辣犀利的语言风格，真是“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曲律》)作品中谐语也很多，它包括戏谑语、讽刺语和故意说的“错话”等。前面已经提到的“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胡芦”，以及“五煞”中的“甜瓜苦瓜”、“四煞”中的“天曹判”等等，都是一些令人发笑的戏谑之言；开曲“哨遍”中的“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和“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等，则都是芒刺丛生的讥讽挖苦之语。尾声中那句“改名换姓”的“错话”，更是令人喷饭掉牙了。
综上所述，《高祖还乡》的喜剧谐趣是由多种艺术手法构成的，这反映了睢景臣散曲创作上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成熟的艺术构思。正由于如此，与他同时代的戏曲理论家钟嗣成记载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又称赞他的作品“工巧”、“人所不及”(《录鬼簿》)。今人刘永济先生也称赞这支散曲“为滑稽之雄”(《元人散曲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