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亲善的根本意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辞典》第119页（622字）

孙中山1916年底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刊于1917年1月1日《大阪朝日新闻》，辑入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日本法律文化社1989年出版)。

孙认为中日两国皆基于东亚道德基础之上，两国人民皆受同系统道德薰陶而成长。而“迄今之误解纠纷皆系受人为之原因造成”，即“应该归咎于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地位之相异，国势强弱之不同”。日本步欧美列强后尘，“对中国主张优先利益权”，因而使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不满、恐惧、疑虑”。

所以“今日日本采取的对华方针，须应中国多数人之希望，协助改善中国之国势，不囿于欧美列强对中国所主张的所谓利益均沾机会均等之蚕食政策，以日本自维新以来之经历诱导中国，为中国排除外来之障碍”。而中国之不振，“其主要原因，应说是由于受过去中国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束缚所致”，“今后若想将中国从经济上解放出来，则非着手修改此类条约不可”。如果日本能这样做，全中国人民不仅在精神上感激日本，而且可以使中国解脱经济上的束缚，其无限之富源得以开发，日本亦必能获得比今日多十倍的利益。

到那时，中日两国将“更加利害与共，而国民之亲交也必随之日益增进”。“由此道德结合与精神结合，才能开始彻底得到真正的中日亲善”。

还认为“欧洲大战是天在教训我们，种族竞争今后将日益激烈，黄色人种需要自觉的努力”。如中日不乘机奠定中日亲善之基础，“不仅是中日两国之不幸，而且关系着所有有色人种之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