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叛徒”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87页（1857字）

1864年7月19日(天历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天京被湘军攻陷。

当夜，李秀成率领千余人保护幼天王突围，从太平门被炸倒的城墙缺口冲出。他把自己的好马让给幼天王，命部下护卫幼天王速去湖州，自骑一匹不得力的马断后以拒追兵。幼天王得以脱身，李秀成却因马慢，被追兵冲散，藏于方山民家。

三天之后被查获，越日解入湘军曾国荃军营。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记载：“闻生擒伪忠王至，中丞(曾国荃)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当赵烈文问他“汝今计安出”时，他慨然回答“死耳!”足见被俘后，他已下定慷慨就义的决心。后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和他谈话，要取他的详供，他才决定赶写《自述》。酷暑之日，囚笼之中，他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赶写，一共写了五六万言。被俘的15天之后，《自述》还未写完，曾国藩就下令将他杀害。当他被通知即将就义之时，据赵烈文记载：“无慼容”，“傍晚赴市，谭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总之，从李秀成被俘前后的实际行动看来，表现是不错的，无“叛徒”问题之可言。

之所以产生“叛徒”问题，关键在于对《自述》内容的看法。

认为李秀成是“叛徒”的论者摘引《自述》的内容为证。例如：一，他尊称曾国荃为“中丞”，曾国藩为“中堂”，自称为“罪将”。二，他提出“收齐章程”，建议曾国藩“以仁义为刀”，宽赦太平军余部。如果曾国藩接受了他的建议，又能得到清廷的批准，则大量太平军缴械投降的局面就会出现。但是罗尔纲等学者亦以《自述》内容为根据，指出李秀成并非“叛徒”。

例如：一，李秀成虽然在《自述》中说到“中丞”、“中堂”，甚至“大清皇上”，但也在《自述》中说到“我天朝”，“我主天王”，“金田起义”，“国破被拿，落在清营”等等，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立场。二，任何叛徒，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投降，首先就会出卖自己人，作为向敌人“立功”的见面礼。当时清方最希望了解的军事秘密就是幼天王的去向，与整个太平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些都是李秀成所深知的。

如幼天王已去湖州，将在洪仁玕等人的保护之下，前往会合江南太平军与西北太平军余部，以图东山再起。但是李秀成对此讳莫如深，在《自述》中敷衍搪塞说：“我与幼主两下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上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对于前往湖州的计划，可谓一字不漏。三，任何叛徒，在决心叛变时，都会有出卖自己人，立功以求富贵，即损人利己的想法；但是李秀成在《自述》中所流露的，都是设法保全部下生命，有舍己为人的想法，近似石达开的“舍命以全三军。”正如他回答赵烈文的话：“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这种想法不一定妥当，但至少在主观上不是甘心叛变投敌。四，《自述》中确有不少语句反映出李秀成的消极想法，宣扬了宿命论，表现信心动摇，但是信心动摇并不等于叛变。

罗尔纲先生主张“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向曾国藩提出“收齐章程”，是效法姜维的伪降，想挑起曾国藩反清，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提供的口碑“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成为此说有力的佐证。

可惜李秀成的《自述》经过大量删改，已经面目全非，以致认为他“真降”的证据不足，认为他“伪降”的证据亦不足。

“真降”与“伪降”都仅仅是可能，均未成为事实。如果李秀成被俘之后，即死于敌人的刀下，没有写这份《自述》，自然是慷慨就义，不存在“叛徒”问题。历史事实是他确实写了这份扑朔迷离的《自述》，其真意令人难以猜测，这才引起了争论。

学者多认为《自述》出自李秀成亲笔，个别学者认为《自述》并非其真迹。《自述》对于当时的历史进程并未产生任何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太平军余部只知道李秀成被害了，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部《自述》与其中的“收齐章程”。战斗还在继续进行，江南太平军的战斗结束于1865年，由捻军改编的太平军的战斗结束于1868年，石达开部太平军余部李文彩一直战斗到1872年，并没有因为这部《自述》而瓦解。

因此，仅凭这部《自述》而定李秀成为“叛徒”是不够的。李秀成的“叛徒”问题之所以甚嚣尘上，是由于十年动乱中大搞影射史学，借题发挥，那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阴谋，而不是学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