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词典国学基础文库》第483页（1237字）

魏晋时代的道家之学。所谓“玄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实际上是道家之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烦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剖析妙理，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据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劄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源起于何晏、王弼等人。何、王都是当时的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清谈名士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麈：类似鹿的动物，其尾可用做拂尘)，一边侃侃而谈，故后来有“挥麈而谈”这句成语。清谈的话题大都围绕着《老子》、《庄子》和《周易》展开，而这三部经典因其玄妙深奥、匪夷所思，便被清谈家称为“三玄”，“玄学”之名就由此而来。但“三玄”不过是个话题，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性与情、形与神、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的清谈都与国计民生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甚至将亡国之祸都归咎于玄学家的清谈之风。如儒家学者范宁(着《春秋穀梁传集解》)就说：“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但魏晋本来就是乱世，学者故作玄远，也有避祸的意思。唐代官修的《晋书》这样评价魏晋之际的玄风：“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这不过是清谈的流弊。其实，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和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正是由于这种反思，才有魏晋时代人性的自觉和个性的解放。当时以玄学名家的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裴頠、郭象等，不管唯心也罢，唯物也罢，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哲学家。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老子注》和《周易注》、郭象的《庄子注》，直到今天，也是被学界视为权威的注本。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万有生于“无”，以无为本)和裴頠、郭象的“崇有论”(万有皆自生，以“有”为本)，为习惯于“三纲五常”伦理思维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虽然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但是哲学的智慧。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更是魏晋风度的化身。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宣言以及“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举动，直到现代还闪耀着自由精神的异彩。事实上，魏晋之间在玄言清谈影响下所形成的放达人生和洒脱风气，千百年之下，仍自有其魅力。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渐归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