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人

出处：按学科分类—艺术 福建教育出版社《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续编》第513页（5619字）

【片头介绍】：

1980 彩色片 108分钟

中国台湾大众电影事业公司摄制

导演：李行 编剧：张永祥 摄影：陈坤厚 李思庄 主要演员：秦汉(饰钟理和) 林凤娇(饰钟平妹)

【剧情简介】：

1940年3月，钟理和与平妹，冲破旧俗，相偕私奔。

理和只问她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做饭?”她点点头，就随他上路了。自旗山开往高雄的火车上，他们隔几个座相对而坐，心中既充盈着喜悦，又带有几分难以名状的忐忑不宁。

按当地客家习俗，同姓不能通婚，兼以门户也不相当，平妹只是理和父亲农场里的一名女工，因而他们的相爱便遭到理和父亲严厉的反对。但理和不肯屈服，于两年前毅然离家到奉天(沈阳)谋生，在满州自动车学校学得一技之长，就赶回家乡将平妹悄悄接走。

理和母亲由小妹陪着，追到高雄旅馆来劝说，理和坚定地告诉母亲：“我的目的是要去原乡。”原乡，即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称谓。

母亲见他去意已决，便将自己的一些私房钱和首饰交给儿子带着，要他们好好过日子。

是年冬，他们经过日本、朝鲜，辗转到了沦陷时期的奉天，在一个大杂院里租房住下来。

大杂院内的人家，多数是以劳动挣钱为生的底层，有耍猴的、赶驴的、砍柴的、拉车的、算命的、糊纸盒的，另有一家趾高气扬的主儿，是替日本人效命的伪保安队长和他的太太。理和在外面开出租汽车，有一次，因愤愤于日本人横行霸道，半路上将一个日本嫖客赶下车去，自此就辞职不再开车。那个伪保安队见他会日语，有意请他到队上做“通译”，并许以优厚的酬金，也被理和断然拒绝。平妹完全理解他，就以糊纸盒挣钱贴补家用，让理和能安心从事文学写作。

邻居中一位为人正直、厚道的裴大爷，常与理和聊天，十分投合，谈及近百年间我们民族的苦难，心情都很沉重。一个雪花纷扬的夜晚，在裴大娘的帮助下，平妹得以顺利分娩，生下长子铁民。孩子满月那天，裴大爷拎着酒瓶来贺喜，恰巧从关内来了一位商人，带来二哥理康送他的一件旧大衣和一百元钱。钟理和多年来一直向往到北平去看看，有了这笔钱，便借酒向裴大爷辞行，举家迁往北平。

在北平，钟理和开了一家煤炭铺维持生计，辛勤笔耕初见成果，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出版。不久，收到大哥发来的电报，惊悉父亲病逝，悲伤不已，乃以新着《夹竹桃》祭奠父亲亡灵。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旅居北平的台籍同乡俱都兴高采烈，大家到理和的小铺子来聚会，还推举理和起草庆祝胜利的“宣言”。一天，一个穿中山装、提一口皮箱的中年男子来到门口，说要“买煤炭”，理和抬头认出是二哥理康，喜出望外。兄弟相聚，畅叙别后。

在二哥的鼓励下，理和匆匆打点行装，全家迁回台湾。

回到阔别多年的美浓小镇，只见家道中落，物是人非。原来的农场已经易主，父亲临终只给他留下一甲多地和几间烤香蕉用的旧屋。

理和因无学历证书，先在屏东内埔初级中学担任代课教师，未几肺病发作，只得辞去教席重返故里，病中仍坚持笔耕不辍。平妹则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既要操持家务，又要忙于田间农事。过了些日子，林校长来看望理和，发现他病情日趋严重，便劝他赶紧赴台北就医。

一副简陋的竹轿，抬着他别家而去。

在台北松山疗养院就医两年多，理和的病总不见起色，遂写信叫平妹来商量开刀之事。

开刀需要一大笔钱，平妹回家又与婆婆、大嫂、小妹计议，打算变卖仅有的一点田产。大嫂劝她眼光看远些，两个孩子尚小，卖了地日后生计靠什么。平妹决心已定，含泪说：“万一开刀治不好，我们总算尽了心。”

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手术之前，理和悄悄留下遗书，向平妹倾吐了一片郁郁在胸的深情。

手术意外地取得成功，切去肋骨六根，使理和得以重返家园。平妹携着两个稚子，在村口陈炳伯开的杂货铺子前等候亲人归来。

夫妻相拥，悲喜交集，二子立民因认生连“爸爸”也不肯叫。从此，他们一家过着乡居的清贫岁月，理和边疗养、边写作，却屡无收获，铁民一次次取回的都是厚厚的退稿。这期间全家的生计，则由平妹一人独力支撑，日子越来越窘困。

理和心灰意冷，投笔不着，帮妻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养鸡喂猪煮饭等。

一次叫立民去陈炳伯家还锯子，孩子贪玩，丢了锯子回来又撒谎，理和盛怒之下狠揍立民，平妹哭着劝着，才将他制止。

为着一家人生计，平妹跟村民上山盗林扛木头，但理和却为此十分不安。

一天傍晚，听到林警鸣笛，他拖着木屐，撑着病体，跌跌撞撞赶上山去，想早些让平妹脱身。远远地，他亲眼看到林警围捕扛木头的村民，平妹仿佛也夹杂在夺路奔逃的人群之中，并被绊倒在小溪里。

天黑回到家时，平妹已先他归来，身上多处摔伤。理和轻轻抚摸她肩头、腿上的瘀血之处，不胜愧疚和悲戚。

一天，理和给立民五元钱，让他去买喂鸡的米糠。装糠的麻包很重，立民怕再挨打，一路上背着拖着，拖到家门口时便晕倒了。

夜里，孩子发烧、呓语，理和下山去请医生，医生不肯来，只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孩子病情恶化，不幸夭折，理和面对立民做的泥玩具，心情异常痛苦。

阿炳伯来劝他，何不写写立民，还说：“汗水流在田里，总会长出稻子来的。”于是，理和重新提笔，以老二之死为题材，写了《野茫茫》，其后又写了《笠山农场》等小说。这是他文学生涯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但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一天，铁民兴冲冲归来，指着报上登的消息说：爸爸的《笠山农场》获得“中华文艺奖”二等奖(一等奖从缺)。

理和眼里有点湿湿的，读报给平妹听，但读出的却是一则同姓结婚的启事，并说，“同姓结婚的并不只是我们，看来我们并没有错。”平妹止不住转身哭出声来，理和说，“我也很想好好地哭一场。”就这样，理和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病弱之躯，坚持写作不断。

至1960年夏，在修订中篇小说《雨》时，旧疾复发，伏案咯血，溘然而逝，享年仅46岁。

被台湾文学界誉为“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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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在台湾影坛，以首倡“健康写实”而引领一代风骚的着名导演李行，1980年，为纪念台湾“乡土文学”巨匠钟理和逝世20周年，创作了这部具有深刻的中国人文意蕴的传记片《原乡人》。

影片摒弃当年风靡台湾影坛的浮华之气，以平实、沉郁而传神的艺术笔墨，着力刻画了钟理和以祖国大陆为“原乡”的爱国情怀，揭示出他淡泊中明志、默默于笔耕的坚韧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所谓“大巧若拙”，《原乡人》在艺术叙事的总体把握上，重归乡土写实，锐意开拓新境，标志着李行后期创作达到“不写之写”的成熟高度。

台湾影评人协会将该片评为1980年度十大最佳国片的榜首之作。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李行的电影生涯，始于50年代初，参与徐欣夫编导的农教影片《永不分离》的演出，他作为自大陆来台的“外省人”，自此便一点点融入台湾这一片饱经历史忧患的乡土。

1958年，他首次执导台语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与张方霞、田丰合导)；1963年，他执导了第一部国语片《街头巷尾》，奠定了以社会写实为特征的叙事风格。其银幕耕耘十分勤奋，至今有作品50余部，其中如《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路》、《秋决》、《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等，先后获得亚洲影展、金马影展的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为台湾电影的开拓建立了卓着的历史功绩。

李行的电影世界，独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浸透着浓郁的台湾风情和乡土气息。由于他自幼所受到的家庭教养，李行最服膺的是中国的人文理想及其伦理道德。

面对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面对西潮呼啸和拜金之潮的泛滥，传统文化结构渐趋解体，李行的创作，固然有划地自囿的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导倾向却深蕴着一种重构生命良知、再造人文理想的合理内核。这或许是李行等一代人所难以超越的文化的悖论。李行创作生涯中的进退或沉浮，常常构成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正如一位台湾电影学者所指出的：“经由他的作品系谱中，除为作家之个别研究外，还可以看出国片卅年来在台湾发展的大样!”李行的电影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由此恰恰对应地标示出战后台湾电影发展的几个重要里程：

一、台语喜剧片起步(1958－1962年)：台语电影自50年代中、后期勃兴，构成了战后台湾电影复兴的第一浪潮。

李行得此风气之先，《王哥柳哥游台湾》一炮打响，循此通俗喜剧样式，先后摄制影片十余部，其拓荒、奠基的意义为电影史学研究者所瞩目。

二、社会写实片高涨(1963－1971年)：健康写实电影作为主流路线，于60年代初、中期方兴未艾。李行自《街头巷尾》、《蚵女》、《养鸭人家》到《秋决》，凡作品十多部，将“健康”与“写实”作了适切的融和，叙事焦点多在为社会小人物代言，洋溢出一派温馨的伦理亲情。这是李行“坚持艺术理想，不向市场低头”而能施展身手、独占风流的创作全盛期；但其间也潜伏着创作观念偏于保守的危机，如《秋决》中的“宿命花”就曾在电影学术界引发一场臧否激烈的笔战。

三、琼瑶电影之诠释(1972－1977)：迫于商业电影环境的压抑，李行转向“风花雪月”的言情模式，重拾“鸳鸯蝴蝶派”之余绪，而被称为“琼瑶小说的权威诠释者”。60年代他曾摄制过《婉君表妹》、《哑女情深》等“琼瑶片”，改编中仍不乏伦理的寄寓；自70年代初拍《风从那里来》到《白花飘雪花飘》，在文化素质上则明显呈现滑坡的趋势，李行陷于被艺术与商业夹击的困局。

四、乡土诗情之再发现(1978－迄今)：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的论战，唤醒了台湾文学对民族内容和形式的自觉追求，波及电影方面，则呈现出在新的时代涵义上重归乡土的动向。李行顺应这一潮流，励志图新，重振前期创作由社会写实所建立的声誉，以《汪洋中的一条船》为转捩点，经《小城故事》、《早安台北》迭创佳绩，到《原乡人》可谓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

不妨说，《原乡人》的创作，俨然为李行等前辈导演的艺术业绩划上了一个相当辉煌的句号，稍后一二年，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便如狂飚般奔突而来。

综合论之，李行的电影显示了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他是“二战”后台湾电影复兴和重建的中坚人物，历史性地肩负起继往开来，并联结大陆与台湾“文化断层”的重要使命。

《原乡人》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以重构中国人文精神为题旨，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独见功力。李行作品之风骨，历来正是由他的主要人物形象集中来体现的。

这部影片不倚重情节的戏剧性起落构成张力，却在时代动荡的背景上，平实地呈现出钟理和与平妹这一对“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人生境遇，他们相爱相守，敢于冲破“同姓不婚”的旧俗而毅然出走；他们相知相随，敢于同命运搏击而坚贞不渝。在他们相偕而行的生命之苦旅中，辉映着人性的庄严和温暖。

钟理和作为执着其理想、其良知的乡土作家，一生跨越战前战后两个时代，足迹遍历台湾、朝鲜、日本、中国大陆，却备受社会之歧视与磨难，后来在乡居的清贫岁月里，他一面与退稿苦搏，一面与病魔苦斗，始终坚持笔耕不辍，显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

他曾自明心迹地说，“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种在文化寻根意义上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更剖示了他不囿于儿女私情的博大胸襟。李行在创作中所追求的“神似”以及钟理和形象的厚重历史感，正是藉此得以实现的。至于平妹的形象，更被赋予诗一般的魅力。

她出身低微，没有文化，但却具有一种罕见的悟性，她对理和的爱是纯真而圣洁的，从相偕私奔，辗转飘泊，重归故里，历经时代变迁、人生坎坷，无怨无悔地伴着理和走完了默默笔耕的一生，理和死后多年才被发掘而成为台湾作家群中的一颗慧星。这种以人格默契为内核的爱，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农村女性在接受中国文化薰陶之后而被升华的人性的美，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了自身生命的价值。

与李行前期的社会写实作品相比较，《原乡人》叙事偏于质朴、素雅，于平凡处落笔，却见出人生境界的开阔；影片更注重以景寄情、营选意境，赋予台湾的风土、景物以不同寻常的抒情气息和历史的沧桑之感。

如影片开端，理和约平妹私奔，以早春的田野作背景，和风习习，两情依依，淡淡几笔勾勒，富于诗情地烘托出他们之间真挚的爱，为全片确立了抒情的基调。到了影片后半部，理和贫病交迫，悲剧氛围层层合拢，令人泫然动情。如平妹上山扛木头，被林警追逐，侥幸逃脱归来，夫妻相拥，无语凝噎，无限凄怆；理和病逝前，夫妻二人月下散步，有一段心贴心的对话，生动地揭示出他们在悲苦境遇中内心的坦荡和充实，构成全片最见华彩的心灵的诗章。

如果说，钟理和的乡土文学作品，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块望风嘶鸣的璞玉”，那么，可以说，李行为理和立传立言的《原乡人》，也正是以其璞玉般的文化品格而显示着它不凡的意义的。。

《原乡人》(中国·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