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消费观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消费经济学大辞典》第669页（2782字）

指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消费思想。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曾在德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武宗年间担任过各种官职，以文官为多。因经常批评时弊而为权贵所不满，并遭到贬谪。白居易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其富有强烈人民性的光辉诗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沉重压榨，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与悲愤，提出了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要求与呼声，成为久负盛名，历代敬仰的大诗人和思想家。白居易的经济思想比较丰富，其中涉及到消费的主要内容有：(1)主张搞活商品流通，保证消费需求。白居易认为，要满足和提高社会的消费水平，关键在于国家要调节搞好商品流通，满足市场对衣食等的各种需求，这已为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所证明。他指出：“古者圣王在上而下不冻馁者，何哉?非家至日见，衣之食之，盖能均节其衣食之源也”(《白居易集》)。他所讲的均节衣食，就是指通过国家调节商品流通，满足社会对衣食等的消费需求。(2)以货币流通调节好消费需求。白居易认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是紧密相连的。货币是统治者调节商品流通的工具。“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谷帛之生，调而均之，不啻足矣”(《白居易集》)。白居易虽然继续发挥了《管子》关于货币起源于统治者救灾的需要等错误观点，但他同时认为，要调节好社会的商品需求必须注意抓好货币流通则是基本正确的。因为货币流通直接影响商品流通，是国家均衡调节商品供求的重要工具。它“上以均天时之丰凶，下以权地利之盈缩”(《白居易集》)。由此，他特别强调货币对调节物价的重大作用。他认为，谷生于农，器生于工，财货掌握于商，惟有货币发行直接掌握在国家手中，而货币可以购买各种消费品，农工商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也都离不开货币。所以国家只要掌握货币，就可以有效地调节商品的供求与物价。“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白居易集》)。国家可以根据市场物价波动情况，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采取货币的收放政策，调节市场物价。“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白居易集》)。(3)以平籴调节农民与消费者的关系。白居易进一步发挥了战国李悝的平籴思想，分析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对农业与消费者的影响，主张以国家的收放政策，调节市场粮食及各种商品供求，满足社会消费的需要。他指出：“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姓流通，四人交利”(《白居易集》)。白居易以平籴鼓励农业，保证消费的思想，比李悝的认识有新的发展。他不仅认为年成的丰歉对粮食的供求和价格有影响，而且认为货币购买力的高低也是影响粮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后果上讲，白居易认为，粮价低固然会使农民专一于农业的积极性不高；但粮价过高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财富增长。另外，他认为，平籴的目的不只是保护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而是要搞活整个市场的商品流通，使社会各行各业都能得到发展。(4)改革盐法，保证盐业的健康发展。白居易认为，当时盐法流弊太多，主要是盐的院场太多，机构庞大，盐官人浮于事，盐法不当，为盐商钻空子，使盐的成本升高，盐价昂贵使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为此他提出：一是大力精简机构和院场；二是整顿对盐商多给盐和降低收帛标准的办法，要“审货帛之精粗，谨盐量之出入”；三是放宽盐的管理体制，减少国家对盐的专利，清除不法盐官盐商的投机行为，他指出：盐利归于民是上策，归于国是中策，归于贪官和奸商是最坏之策，是“政之庇，国之蠡”。(5)主张节用，反对奢侈。白居易认为，节用有助于富国利民，奢侈是“天下凋弊”之源。他特别强调封建帝王要崇尚节用，防止奢侈，否则就会危害社会的消费，影响国家的兴衰。如果国君追求穷奢极欲，“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会引起上下官风的腐败，造成社会消费的贫困。因为国君消费品也是取自于民间。“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上开一源，下生百端”，“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上益其侈，下成其私”，祸国殃民。因此，统治者是节俭还是奢侈，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贵之源”。他要求统治者在消费方面要有所节制，使国泰民安。“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惮人力，不耗人才”(《白居易集》)。另外，白居易还反对大搞迷信消费，主张丧事从简，反对厚葬，他认为过多的发展寺庙，造成“僧徒月益，佛寺日崇”，也是国家衰败的表现。(6)减轻赋税，扩大消费。在赋税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上，白居易也有一些比较鲜明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可供消费的财利是有限的。从国家与社会财利分配的角度讲，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国家占有的多，社会占有的就少。他指出：“然则地之生财有常力，人之用财有常数。若羡于上，则耗于下也。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也”(《白居易集》)。因此，他要求国家要协调好与社会财利的分配关系，减轻赋税，增加社会的消费品供应，实行富民政策。“夫利散于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白居易集》)。白居易强调财利的生产和分配是一个常数，而忽视财利无论在生产和分配上都是可变的量则是有片面性的。其次，他认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财政和社会消费品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要特别重视农业。他指出：“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生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束，不畜聚敛之臣”(《白居易集》)。白居易同时认为，赋税过重，会减少社会的消费需求，影响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他所说的“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就反映了这一思想。另外，他特别反对在币重物轻的情况下实行赋税征钱，认为会严重损害社会的消费。他指出，如果农税不征农产品，而是折钱征粮，就会造成“游堕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使赋税严重损害了农业，造成“赋敛失其本”。他说：“租庸者，古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白居易集》)。这就必然造成许多人弃农经商。他的这一思想在他的《赠友》诗中也得到深刻地反映。“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由此，他认为如能取消赋税征钱，就会改革时弊，使“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