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西方军事学名著提要》第266页（9764字）

马克思威尔·泰勒(Maxwell D．Taylor，1910～1987)是美国陆军上将、军事理论家、“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者。他1910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基特斯维尔，1922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37年任驻中国助理武官，1939～1940年在陆军军事学院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勒于1942年任步兵第82师(后改为空降师)参谋长，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本土作战。1944年升任空降兵第101师师长，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市场一花园行动和阿登战役。1945年，战争结束，他回国出任西点军校校长。1949年任美国驻欧洲军队参谋长。1951年任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1955～1957年，泰勒出任美陆军参谋长。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策划“特种战争”。1962年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5年兼任驻越南“大使”，推行“灵活反应战略”，在越南奉行战争升级政策。1965～1969年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其代表作主要有《不定的号角》《责任与反应》《剑与梨》《不稳定的安全》等。

《不定的号角》，又译《音调不定的号角》《不定音的号角》等，是泰勒不满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政策，于1959年辞去陆军参谋长并退出现役后写的一本书，出版于1959年。全书约10万字，除“前言”外共分九章和一个附录。关于书名的来历，泰勒解释说，是根据《圣经》上这样一句话而定的：“若吹不定的号声，谁能准备打仗呢?”该书名的深层含义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则在“前言”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泰勒在“前言”中首先讲到了诺曼底登陆前几周里对该地带所拍摄的航空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当地新构筑的防空工事。这些工事主要是用杆子构成的，它们密集地竖插在农田上，看起来显然是用来抵抗空降兵攻击的。但随后的调查发现，这些杆子完全是当地的农民按照他们的牛对地的喜好来布置的。泰勒由此提醒人们注意在军事计划与行动受非军事因素支配时会发生的情况，并认为当时美国的防务大都受非军事因素或已过时的因素的支配。他认为在政治局势日益严峻之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却面临着日益削弱的事实。为了在这一趋势恶性发展之前及时予以制止，就必须立即采取某些行动，即本书中所称的“应急措施”。这正是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泰勒还谈到了美国的国防预算，指出由于预算所提供的基金将影响以后三四年内的军事计划，所以在同一时期内，预算也会妨碍国家领导人采取决定与行动的自由。因此，必须从现在就得改变处理防务的办法。泰勒说：“如果我们的军号要发出不同的号声，现在该是重新调整音调的时候了。”泰勒还声明，虽然出于保密的需要，在本书中省略了一些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重要性。

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评价

该书的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四章。在第一章“极端荒谬的论点”、第二章“大规模报复原则的产生”、第三章“新面貌政策在实施中(1953～1956)”、第四章“‘新面貌’衰老了(1956～1959)”之中，作者主要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政策，以此为自己接下来所提出的新的军事指导政策作铺垫。

泰勒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说他在得知美国于1945年7月16日爆炸了第一枚原子武器并准备于8月在日本使用时，曾对这些武器对太平洋战争和未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设想和猜测，认为有了这些武器就可以使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之流永远不敢利用战争来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自由世界，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就足以保障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但现在他明白了，这种想法确实是一种谬见。

泰勒指出，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威胁使用这种为其独占的绝对武器来维持世界秩序，并由之在1945年产生了一种新的战略原则——大规模报复政策，它在1953年作为一种正统的军事思想被政府完全接受。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时暂受挫折(如朝鲜战争)，尽管国防问题的发言人有时也反对无条件信仰大规模报复政策，但它仍然是美国目前军事准备的基本战略原则，在每年军事预算的数字中，国防费用首先是用来满足大规模报复政策和原子大战的要求。但泰勒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目前迫切需要重新衡量美国的战略需要。因为即使在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全盛时期，它也只能使美国领导人面临两种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1945年以来的许多有限战争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它可能阻止大战，却不能削除局部地区的骚动。因此，泰勒建议用“灵活反应的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这项新的战略认为，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因为，如果美国不能赢得局部战争，就会遭到蚕食，或者投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有可能发展为大战。因此，这种战略要求美国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老挝和柏林之类的渗透和侵略。

泰勒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来源于意大利将军杜黑的空权论和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决胜思想。杜黑曾经说过，对敌人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实施战略轰炸，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理论对美国空军有很大影响。而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为战略轰炸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理由，并且助长了这样的信念：空军现在掌握了终极武器，可以使美国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由此也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在新的时代里，常规的武装部队很少有所作为，甚至没有任何作用。依靠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来保卫国家，被认为是用机械力量来对付人员的一种方法，当时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办事”。于是，美国很自然地把大部分国防费用用在空中力量和原子武器体系方面。尽管朝鲜战场的发展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拥护者是一种打击，但它不仅未能削弱相反却增强了这些人对原子空中力量的信心。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他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立即宣布以“新面貌政策”作为它的军事指导政策，其直接效果是，武装部队在1955和1956财政年度有了减少，而核空军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在牺牲常规部队的情况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扩大。为贯彻这一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改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而美国军事机构从1953到1959年的发展过程，就是执行以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来的估计为基础的新面貌政策的全部历史。它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规定了致力于国防的政府各部门的总的指导方针；2．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的方针化为具体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以建立为支持批准了的国防政策所需的武装部队；3．有关编造每年国防预算的一些活动。在这三个方面，“新面貌政策”都遇到了障碍。所以，“新面貌政策”在1953年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后，立即引起了三军内部激烈的争论。泰勒指出，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经历和因苏联在原子武器方面的重要进展而造成的“相互威慑”的可能性，已对“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可以无条件地使用原子武器”的假定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以往美国领导人在致力于发展“绝对武器”的时候忽视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条件和它不能用于较小冲突的明显事实。尽管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非官方的责难一直存在，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直到1955年才第一次承认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以及美国拥有应付有限侵略的、能够遂行多种任务的、现成的部队的重要性。这为一种较为灵活的战略的提出奠定了指导思想上的基础。

那么，泰勒认为何种军事指导政策才是正确的呢?他在书中抄录了自己于1956年草拟的“国家军事计划”的全文，并认为这份文件第一次系统地陈述了新的与正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相对立的“灵活反应”战略。他说这一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绝对坚持武装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遏制战争，并在承认大战威胁的同时，估计到相互威慑形势下爆发小型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它对武装部队应能灵活地应对各种可能的军事挑衅的强调，使国家军事计划中的这一原则最终赢得了“灵活反应的战略”的称号。但是，这一思想在当时却遭到了反对和非难。泰勒还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6年和1957年度军事基本政策审查工作中对1959年到1961年军事预算的修正进行了批评，指出国防部长威尔逊的计划对于各军种为了适应战争最初几个月的需要所能做的准备加以多方限制，借以支持短暂战争的概念，并修改了有限战争的定义，认为有限战争只是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爆发的用数量有限的美军就能应付的一种战争。它还试图通过裁减兵员尤其是陆军，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泰勒反对这项计划，认为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冲突，首先是冷战，其次是大战以外的军事冲突，最后才是大战，因此在当时强调做好全面核战争的准备是特别不适当的。但威尔逊计划却忽视了对上述可能性的估计，把重点放在如何满足大规模原子战争的需要上，削弱了对具有灵活性和选择能力和部队的注意，未提供迅速而决定性地应付小规模武装侵略的工具。这些侵略如果不迅速制止，就会导致美国首先想竭力防止的毁灭性的核战争。同时，美国将进一步丧失迅速而有效地对付最可能的样式——有限战争——的能力，并将冒险招致全面战争。然而，泰勒的观点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然而到了1958年春，情况发生了变化，陆军的主张得到了海军和陆战队的支持。他们也认为，在相互威慑的年代里，以往关于基本军事政策的声明是不适当的，它助长了对核武器特别是高能量核武器的过分的依赖，以至于达到了损害各军种的常规作战能力的地步。因此，他们准备与陆军共同提出修正案，要求考虑核对等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对原子报复力量的规模加以限制，并大体上制定一个用以对付有限侵略的灵活的战略。这一立场包括承认在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有限战争的必要性。泰勒指出，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世界局势已发生了变化，苏联的力量正在增长，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西方盟国正在不断削弱，而这些事件正是紧随着美国在核子方面的无可争议的优势的丧失而来的。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打有限战争的部队将起积极作用，而原子报复力量只起消极作用。因此，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其战略，以适应其在相互威慑时期生存的需要。因为在此时期内，可以假设美国和苏联除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外，都将日益避免故意发动核大战。在双方均能摧毁另一方的核对等的情况下，大规模报复政策除了作为遏制总体战争或作为对发起总体战争的一方的一种报复手段外，没有其他作用。泰勒还建议将有限战争的定义改为不直接威胁美国生存的武装冲突，这就将承认以前定义中没有包括在内的、在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等地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他认为有限战争的一切也需要重新估价，这并不一定是为了大量增加专用于有限战争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使部队现代化，为了改进适应这种情况的计划工作，为了肯定战略机动性以及为了集中全力注意有限战争。

美国国防体制存在的缺陷

该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至七章。第五章“军事战略的制定——理论方面”，第六章“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第七章“决策的失败：军事战略实际上是如何制订的”，从军事体制的运作机制出发，分析了美国国防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在军事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在这一部分，泰勒首先简短评述了美国研究制定战略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用，认为它们的工作在程序上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却是失败的。泰勒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重要的活动是审查一年一度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它规定了与国防有关的各政府机构的总的政策指导原则，一经最后批准，就应成为政府所有部门制定安全计划的蓝本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战略计划的坚定不移的出发点。但最后拟定的文件总是内容广泛、措辞笼统，持不同观点的人，不论是提倡大规模报复或灵活反应或是其他军事主张的人，都能从中为其观点找到依据，因此，它实际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纯粹只起参谋和顾问的作用，它没有指挥权。作为一个参谋机构，它担负参谋长的职责，但其效能却从未经受过战争的压力和紧张的考验，许多军人都认为它在战争中不能担负其实职；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它负责拟定战略计划并提供长期的军事指导原则，为此，它需要从“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军号中听到明确响亮的指导性的号声，否则就不能与总的国家战略合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可与“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媲美的文件名为“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其目的在于为四年后的一个财政年度所需要的武装部队的发展提供拟定的指导原则。它将向各军种吹出明确的号声，使它们知道如何在所需要的整个军队中起它的一份作用。但它与“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一样，在实施中有许多困难，其原因是三军参谋长不能就国防部队认为是在计划拟定中切实可行的财政开支所能支持的各种部队的最好组合一事取得一致意见。结果，“联合战略目标计划”越来越变成争夺下次预算的预演，而不是制定中期战略计划的文件。

泰勒根据自己担任陆军参谋长的经历和感受，批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他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诸如制定国防预算、拟定或执行作战计划等问题上未尽其责，并且在处理争议问题上过于拖拉，使一些根本性问题模模糊糊或不能完全解决。究其原因，在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各军种对一些关系到整个武装部队的问题大都各持己见，其立场如下：

陆军：赞成灵活反应的战略，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确定各部队的需要程度，然后据此编造国防预算；认为一定数量的防空部队是原子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代表攻击力量的原子运载能力和代表防御力量的大陆防空部队应均衡发展，以保证获得最大限度的威慑效果；反对“美国堡垒”的思想，强调海外驻军的重要性和通过适当的军援计划加强其主要盟国地面部队力量的必要性；要求增强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认为海军与海军陆战队不能代替陆军执行这项任务，但主张建立足够的战略空运和海运力量；空军应迅速以导弹代替轰炸机来实现现代化，通过防空、预警及其他有关措施提高其防御能力；海军的航母计划不必过于庞大，应注意反潜作战计划；承认陆战队在海岸附近发生的有限战争中的潜在贡献，但否认其能代替陆军在地面战斗中的作用；反对作为大规模报复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短暂的战争”概念。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支持“灵活反应”的战略思想，反对“大规模报复”思想；反对“美国堡垒”的思想和“短暂的战争”概念；主张按军种分配预算；力图保持庞大的航母部队。

空军：竭力主张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认为这是美国赖以取得安全的惟一有效的军事战略。认为美国的主要危险在于苏联的战略空军部队和导弹部队的日益强大，因此美国必须在战略打击能力方面经常远远超过苏联。为此，预算的重点应放在战略空军方面。

泰勒认为，不管各军种的意见分歧有多大，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应当首先解决一些在制定有效的“国家军事计划”中所必须特别解决的但又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1)“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战略的冲突；(2)对原子武器的依靠程度；(3)大战和有限战争的定义，美国是否会以常规武器进行大战，与苏联的战争是否一开始就会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4)各种专职部队的编成和数量。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国防部长本可以指示军种参谋长，要求他们以有助于他作出决定的方式草拟关于此类争论的报告，然后，当他确定了对基本问题的态度后，就应制定一些明确的文件，以澄清高级当局的指示中的模糊之处。采取这种方式，就可以恢复预期的制定战略的程序，并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履行职务提供健全的基础。但是，这种领导方式一直没有形成，因此，美国战略就成了政府编造国防预算过程中的偶然产物。

美国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及建设武装部队的方向

该书的第三部分包括第八、第九两章。在第八章“灵活反应——新的国家军事计划”、第九章“号声响亮的新军号”中，泰勒根据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提出了美国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据此而来的建设武装部队的方向。

泰勒首先归纳了前七章中的论点，即：美国在制定军事战略与使用军事资源方面，有着一些重要的缺陷，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要求美国全面地重新估价其军事需要。这些因素是：(1)美国已经丧失了在许多武器方面所具有的对苏联的技术优势，“导弹差距”已经出现。(2)在导弹差距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中，美国没有有效的导弹防御，因此俄国人具有这种压倒优势。这一点与上一点加在一起就使美国遏制原子大战的威慑力量的效能受到严重削弱，使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非常危险的不利地位。(3)因以上两个因素，美国就不能继续信赖其遏制大战的能力，而必须做好准备，以求在苏联人故意发动原子战争或由于误会和偶然事件而爆发的大战中继续存在下去。(4)美国在常规部队方面与共产党集团相比也处于劣势，这种情况是由于美国的领导人有意识地决定接受这种劣势，并且企图用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来抵消这一方面的缺陷的结果。他批评美国借口西方阵营人力不如社会主义阵营而没有发展常规部队，并列表说明，除远东外，资本主义阵营都拥有绝对优势的人力。即使在远东，共产主义中国的大部分人力也由于后勤方面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只要西方国家首脑愿意付出代价，只需两三年就可以改变目前常规力量方面的劣势。总之，他认为美国面临着进行大战和常规战争的能力都不如苏联的严峻处境。而对于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各种软弱无能的状况，可以立即采取一些历时较短、用钱较少的“应急措施”加以纠正。这些措施包括：改进有限战争的计划和训练，充分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改善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防护，有限度的防微粒掩蔽部计划。在“应急措施”付诸实施后，还必须着手执行一项影响深远的任务，即审查国家的战略和朝着“灵活反应”的战略作出调整。为此，首先应看到和承认原子报复力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在危及国家生存即发现将对美国大陆或欧洲发动原子攻击时才能使用。之后，应据此修改大战和有限战争的定义，将大战看做是美苏之间互相进行核攻击的战争，有限战争则是指其他一切形式的军事行动。在有限战争中，主要依靠常规武器，但也应准备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因此，新的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首先应无条件放弃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依靠，美国应准备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以适合于情况的武器和部队作出反应。根据“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在今后大大加强两项计划：一是使反消耗部队现代化，二是有限战争部队的机动性。泰勒认为，如果这两项计划与拟定中的“应急措施”一起付诸实施，美国就可以定期显示其在和平时期将有限战争的部队运送到世界各地去的能力，从而造成很大的政治效果，即向其盟国表明美国能以重型原子武器以外的手段作出迅速的军事反应，并使其敌人看到美国已经做好迅速而有效地抗击消耗战争的准备。这样，加上原子威慑部队，美国就拥有了一支反消耗性的部队，能够根据“灵活反应”的战略，把其潜在的军事反应范围扩大到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挑战。在优先发展的力量中，泰勒特别强调要重视美国驻在欧洲和远东的海外部队，并特别指出要以最高的优先权成立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以便作为一种支援力量。

为了实行“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泰勒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必须重新拟定三军的作用和任务。应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陆、海、空三军，使之分别在陆上、海洋和空中进行持续的战斗活动。应采取“国家武器库”的概念，使三军都有权掌握为执行其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武器和装备。其次，国防部应清除一些陈旧的观念，如：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足以对付任何军事挑战的万能的战略；因为有限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小规模的战争，可以在准备大战的过程中加以兼顾，所以准备大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人力上无法与社会主义阵营抗衡，而必须依靠大规模报复武器；原子武器减少了对人员的需要；良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第三，修改国防体制，解散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之以单一的国防参谋长和作为总统、国会和国防部长咨询机构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第四，增加军费，今后5年中，每年国防预算应保持在500亿～550亿美元之间。第五，在武装部队建设方面，应增加兵力，使军队现代化，并且应优先满足原子威慑部队和反消耗部队的需要。最后，泰勒指出，以上的所有行动，都应与号声响亮的军号所吹出的明确的音调合拍，使得敌人和朋友都能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目的和动机。美国的军事行动必须显而易见地和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行动协调一致。泰勒认为，所有消除实力不平衡和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思想的行动，都是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不利于战争的。这就是那些对自己的行动和动机有着充分信心的领袖们所应吹出的音调。这样，美国就可以镇静地准备投入战斗，因为如果准备充分，取得和平的希望是很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定的号角》一书的中文版还附上了泰勒1965年春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通过威慑争取安全》，以此来说明作者在该书出版后思想观点的进一步变化。泰勒在文章中指出，当前西方世界的所有政府都面临着极难处理的国防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应当保持的武装部队的类型，二是不能确定未来战争的样式。对原子大战的恐惧心理，造成了一种不关心或漠视爆发较小的侵略的可能性的态度。泰勒提出一个建立在军事威慑原理基础上的国家军事计划，它力图避免由于将力量集中于某种预定的战争上而引起的危险。它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国家军事计划的目的乃是遏制战争，特别是遏制那种双方都会遭到毁灭，而且极难区分胜负的原子大战。为此，必须首先充分满足威慑力量的需要，然后才能考虑威慑一旦失效时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和其他的进行原子大战的措施。当然，要避免故意发动的大战并不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潜在的交战双方都很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人目前已经拒绝把侵略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因此，一个充分的军事计划除了应该遏制大战外，还必须提供遏制有限侵略，或在这种侵略扩大之前就迅速加以镇压的手段。这样，在国家军事计划中，保持对共产党集团的军事技术优势就应被列在首位，其次应提供充分的、能对任何用原子武器进行攻击的敌人实施迅速有效报复的原子运载体系和建立一个大陆防御体系。要掌握足够的地面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的盟国。为使海外驻军发挥最大限度的威慑作用，必须提供机动的、做好准备的、可迅速向海外重要战略地区运动的部队。

总之，泰勒认为，他所推荐的军事威慑计划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军事行动。它不是根据一种武器系统，也不是根据对未来战争的固定观念制定的。它没有忽视原子大战的巨大危险，相反，其首要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原子大战的灾祸。同时，它也适当地注意了大战以外的战争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他为美国领导人在未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采取适当的军事反击行动时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余地。

在《不定的号角》这部书中，泰勒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灵活反应”这一新的战略理论，极力主张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其根本原则是，以不同方式对付不同的威胁。这些主张后来为肯尼迪政府所重视和采纳，成为当时美国军事战略的主流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