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学生应读古诗词入境与赏析》第243页（1918字）

按宋代学者朱熹的说法，“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可见“赋”就是直接地叙述、描写或抒情。如《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直接叙述砍伐檀树的情形；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直接描写村居生活的情景；同一诗中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则直抒胸臆。它大体上相当于散文、小说中的白描手法，这是写作的基本功。陶渊明的诗基本上全用白描，即“赋”法，是最见功力的。

所谓“比”，朱熹说是“以此物比彼物也”，实际上就是打比方。《诗经·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通篇作比。把奴隶主比作贪吃的大老鼠，以表达对贪得无厌的奴隶主的谴责之情。

而最体现我国古代诗歌的特色并把它带入艺术殿堂的却是“兴”。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现代汉语有“兴起”一词，可见兴者，起也，触物以起情。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是直觉型的，而不是分析型的。所以见到某些景某些物，很容易勾起某种感情来。而我们的诗人又比常人感觉敏锐得多，“见花流泪，对月伤悲”，触物生情，发而为诗——诗，就是这样触发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人家少妇本来是欢天喜地的上楼赏春景，都怪你小路尽头那一团团笼着绿烟的柳色，勾起了少妇思夫的愁苦：何必让丈夫远走他乡，求官拜爵，丢下奴家独守空房呢!这里，正是“杨柳色”触发了少妇思夫之情，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才成就了这首名作。

粗加归纳，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以下几种景物最容易触发我们的古人特别是诗人的感兴，所以这方面的诗作也特别多：

红豆、关雎、鸳鸯最易引起情人的相思，所以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闲引鸳鸯花径里，手挼红杏蕊”等等很多诗作。

春草、月光、流水、鸿雁常是思乡怀人的触媒。有以下诗句为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君如流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大山、大河、大海、大风最易激发壮志豪情。于是产生了大量豪放诗篇：“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落花、落叶、秋风、秋雨最是恼人，身世飘零之感、悲凉惆怅之情由此而生。此类诗篇也最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无边落木(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秋风秋雨愁煞人”。

不只是具体的景物，有时色彩、声音也是诗人触发情感的媒介。《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中诗人不正是从开得火火爆爆的桃花那灿若红霞般的色彩(暖色)，联想到火火爆爆的婚庆场面吗?而《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中的马鸣声，恰兴起了全诗对出猎队伍齐整的描绘。

前人论诗，常常比兴兼提。其实二者虽在表现形式上都很形象，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所说：“‘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安排。而‘比’的感发大多含有理性的安排。前者的感发多是自然的，无意的；后者的感发多是人为的，有意的。”这已经涉及了心理美学的范畴。所以，日本当代美学家今道友信也曾说，“兴”是一种情感的“兴腾”——“垂直地兴腾起来”。换句话说，“兴”是从外物直接上升到情感的层面，跃过了中间的逻辑推理的阶段。所以诗人写诗之时，往往热血沸腾，如神灵附体，诗成之后，你问他表达了什么，往往说不清楚。倒是评论家们说得头头是道。所谓诗凭感发，“不涉理路”，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有些诗中的起兴很像比喻，如前面说到的《关雎》，诗中相向和鸣的关雎鸟与热恋中的情人似也有“相似点”，但从本质上说，还是触景生情，是直觉思维的产物，还是“兴”，至多叫它兴中有比。附带言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