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槐聚诗存》1941年有《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月4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MotherThornton）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时不在上海。

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封，只记得信中说，储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结婚的，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

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憨的”指钟书。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眦儿”了，连累我也“挨眦儿”了。

钟书的妹妹乖乖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不过这是后话了。

其实，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

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

我问：“小叔叔呢？”

钟书说：“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为碰伤了哪里。钟书说，不是喊痛，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对钟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书无大补益。钟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