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四川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手册》第9页（5891字）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如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的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乡村的和市镇的)、公开领导手工业者联合会(工会、行业工会)等等，等等。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而且正是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我们不相信密谋手段，我们拒绝用个别的革命行动去摧毁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口号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所说的：“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hisieren”，即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
《列宁全集》第4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至于杂志和报纸怎样就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题目和问题进行分工，将完全根据两者篇幅和性质的不同而定：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但是，无论在杂志或报纸上都必须反映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想特别强调我们反对工人报纸只发表一些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直接有关的东西，而把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科学、政治、党的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东西统统交给“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机关报。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具体事例和表现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件，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目前，在我们这里差不多还占着绝对优势的鼓动方式，也就是利用地方小报进行鼓动的方式，已经显得不够了。因为这种鼓动方式的范围狭小，只涉及地方问题，而且主要是经济问题。必须设法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鼓动方式，即通过报纸来进行鼓动，报纸定期报道工人的控诉、工人罢工的情况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以及全国一切政治压迫的表现，并且从每一件事实中作出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明确结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要扩大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充实它的内容。”这句话应当成为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将来活动的口号，因此我们把这个口号列入我们机关刊物的工作规划。
《列宁全集》第4卷第287页～288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达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上的统一，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公开地全面讨论当前“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派”提出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它会把现存的涣散状态掩盖起来，妨碍彻底清除这种涣散状态。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德·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做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
《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317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们已经看过清样，现在想必已经印好，因此已经不能再作修改。至于说到删节，那是我们作的。当然，对于作者的实质性的重要观点，事前如不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并不认为有权作任何改动。但这次所作的压缩，完全是出于编辑工作的技术性原因。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是不会放弃作这类压缩的权利的。我们完全相信，您自己也会承认，我们所作的压缩，既丝毫没有改变作者的思路，也丝毫没有改变作者论据的力量。我们非常希望您不要往坏处想，而继续为我们撰稿，我们对这一点十分珍视。
《致达·波·梁赞诺夫》，《列宁文稿》第5卷第19页，
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做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做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
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做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列宁全集》第12卷第93页～97页，
人民出版社，1987年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国家所恣意滥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论断比拟。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280页，
人民出版社，1963年
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为苏维埃群众服务的报刊。对于政治领导人员的问题，对于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即各个政治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应当少费一些篇幅。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我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
……
我们必须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全是谎言和无耻的造谣的资产阶级刊物之外，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刊物：不是拿一些政治上激动人心的空话来玩弄和愚弄群众，而是提出一些日常的经济问题来让群众判断，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让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一般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犯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就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6页～191页，
《列宁文稿》第3卷第59～60页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之间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这不是指“一般的”议论、学者的评述、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废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
对战争也是这样。我们是否痛斥过胆小的将领和麻痹分子呢?我们是否向全国公开斥责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呢?我们是否“抓到了”一批由于笨拙无能、粗心大意、动作迟缓等等而应该被大张旗鼓地赶出军队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具体的坏人进行认真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却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而这方面新鲜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扬和社会批评，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列宁选集》第3卷第600页～602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
我们在破坏俄罗斯语言。我们在滥用外国字，用得又不对。可以说缺陷、缺点或者漏洞的时候，为什么偏要说“代费克特”呢?
一个刚学会阅读，特别是刚学会阅读报纸的人，他就会很热心地看报，会不知不觉地吸收报上的词汇。可是我们报上的语言也开始被破坏了。一个刚学会阅读的人把外国字当作新词来用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着作家就不能原谅了。现在不是该向滥用外国字的现象宣战了吗?
老实说，如果滥用外国字使我厌恶(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那末在报上写东西的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就简直把我气疯了。例如有人把“布吉洛瓦齐”一词当做激起、搅扰、唤起的意思来用。然而法文“布代”一词的意思却是生气、发怒。因此，“布吉洛瓦齐”一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生气”、“发怒”。学洋泾浜的法国话，就等于学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文而没有学好、又把俄文糟蹋了的最没出息的人物的最没出息的东西。
现在不是该向破坏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了吗?
《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第535～536页，
新华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