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禁毒简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医药、卫生 东方出版中心《实用禁毒知识手册》第23页（2238字）

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对禁毒没有兴趣，相反在筹备洪宪帝制感到财政拮据之时，袁世凯竟以禁烟的名义，对香港运沪的印度烟土6000箱予以征税，所得2000万元占其筹备帝制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袁死后，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割据混战，为扩军发展之需，先后弛禁，继而鼓励农民推动种植罂粟、贩吸鸦片，以课重税，中国再度深陷兵乱与烟毒的苦海之中。由于全国种植罂粟总面积急剧扩大，1925年共约1800亩，以当年粮食亩产300斤计，为此而少生产定额540000万斤粮食。粮食的匮乏，加之洪涝灾害，自20年代初起，中国饥荒连年不断。农民种植烟土，烟税奇重，种罂粟要比种其他农作物多出一倍以上赋税，各地许多烟农因缴不起重税，被迫典田鬻子、离井背乡，甚至全家自杀。由于所种植的罂粟供大于求，中国一时又成为邻国的鸦片输出国，吸毒者开始猛增，清末时那种烟馆林立、举国狂吸的景象又在中国各地再现。当时陕西男女老少几乎有50%人口普遍吸烟；宁夏全省吸烟者不下数百万人；北京一年销售烟土1080万两以上；安徽仅芜湖就有十大贩土公司；长沙作为着名的烟土中心，全城烟馆竟多达7000家；云南大姑娘抽鸦片也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上海法租界则成为中国第一毒窝，1927年法租界私设的烟铺——“燕子窝”多达8000家，上海鸦片贸易之所以长盛不衰，无疑有租界当局、军阀及各帮黑社会势力在作背后支撑。由于烟毒泛滥，一方面，各路军阀为鸦片之利并因鸦片而肥，大打国内鸦片战争；另一方面，吸毒又使巨大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吸烟者高达8000万。以人均每天消耗毒资0．1元计算，当年便消耗29亿元。社会资金因此而严重短缺，阻碍了城乡经济建设和正当娱乐业的发展。相反，吸毒与嫖娼在中国各地肆虐成灾，成为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和荼毒生灵的直接动因之一。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公布《禁烟条例》，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为增加财政收入，财政部下设禁烟处，表面上“寓禁于征”，实质上是只征不禁。1926年1月至1927年3月间，国民政府公开的禁烟收入就达73702273元，高额征税一方面增加了吸食者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刺激了吸食者队伍和鸦片销量的剧增。南京政府成立后，于1927年9月颁布《禁烟暂行章程》13条，该条例名为禁烟，实际上是利用烟税填补财政支出的巨大亏空，从而招致国人的反对，各阶层民众无不认为：三年禁绝只是一句空话。在朝野人士的努力下，1928年3月10日颁布的《刑法》规定了惩治力度重于民初《新刑律》的鸦片罪；同年8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9月17日政府颁布《禁烟法》和《禁烟法施行条例》，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烟，各省也纷纷成立禁烟委员会，制定地方禁烟法令，查禁毒品，略有成效。但好景不长，毒况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质原因在于：(1)国民政府对禁烟缺乏诚意；(2)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令不，地方军阀控制地区烟毒日趋严重；(3)各级各地军政官员作风腐败，禁烟法令难以真正贯彻执行；(4)外交主权部分丧失，租界成为奈何不得的毒品大本营。因此，南京政府从1927年成立到1934年间，虽然禁烟法令林立，但禁烟效果甚微，毒品泛滥反而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1929年至1933年，全国罂粟种植面积约8000万亩，年产鸦片6000万千克，全国所产鸦片总量约占全球鸦片总量的六分之五；全国吸毒总人数达80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8%，民间因此而流行“十人九瘾”，“民有双灯，兵有双枪”的说法。

1935年，蒋介石提出了六年禁烟计划，同年12月，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拟定《禁烟禁毒五年进度表》，作为全国禁毒指导方针，对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蒋介石兼任禁毒总监。蒋上任伊始，首先抓的就是鸦片特税，可见其“醉翁之意”。六年禁烟计划的实施虽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当时部分地区为地方军阀统治，各地禁烟进度与力度不一，甚至个别地区烟毒反而更为猖獗；政府假借禁烟之名，行寓禁于征之实，更是屡见不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已无暇顾及禁烟事务，故六年禁烟计划成为虎头蛇尾的官样文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别制定和实行了打击日伪毒化政策，如国民政府制定了《查禁敌区烟毒办法》，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禁烟禁毒条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汪伪政权也曾出演过“禁烟”闹剧，伪行政院曾颁布过所谓禁烟与禁毒法令，但汪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混合体，汪伪管辖的各城市当时可谓毒品的海洋，汪伪各级官员中以禁毒为名，大肆捞取个人好处，或本身就是吸毒者的大有人在。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提出六年禁烟计划完成后的三年禁烟善后计划，但禁烟根本没有很好实行过。抗战胜利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直至逃离大陆前夕，尽管一再高弹禁烟老调，但各地鸦片的种、运、售、吸一直十分猖獗。毫无疑问，南京政府从中捞取的好处更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总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前后禁烟22年，结果却是屡禁不止，烟毒泛滥依旧。解放前夕，全国种植罂粟的农民达1000万人以上，种植面积为2000万亩，贩毒制毒(含制吸毒工具)者逾60万人，吸毒总人数达2000万，这就是国民政府长期禁毒所取得的最终“丰硕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