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67页（2404字）

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早在本世纪初叶就被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指导下，莎士比亚的评介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从1949年到1964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莎士比亚的研究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介绍外国的莎学成果，其中又以苏联莎学的研究成果为多，如莫罗佐夫的《莎士比亚论》(1954)、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的戏剧》(1957)，以及论文集《俄罗斯古典作家论莎士比亚》(1958)等。根据莎士比亚剧本改编拍摄的外国电影《哈姆雷特》、《奥赛罗》、《第十二夜》等在我国的上演，扩大了莎士比亚在广大读者、人民中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的莎士比亚专家们也做了大量有益的评介工作，如卞之琳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1956)、张振先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京剧》(1957)、李赋宁的《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1956)、杨周翰的《莎士比亚和他的重要着作》(1958)等。1964年是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我国多种文学刊物纷纷登载纪念莎士比亚的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戈宝权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杨周翰的《谈莎士比亚的诗》、陈嘉的《从〈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的分析看莎士比亚的评价问题》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亦分作11卷出版，其中收入了莎士比亚的绝大多数作品。我国莎学研究在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突出研究其作品中批判落后的封建道德、表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人道主义理想等方面的问题。

60年代初期，我国文艺战线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运动，极“左”思潮影响了包括莎士比亚研究在内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到了1965年和1966年，一些曾经刊登过莎着研究文章的杂志受到了公开的批判，莎士比亚的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从1965年到1976年这12年当中，莎士比亚研究几乎是一块空白。

1976年年底，《光明日报》发表柳鸣九的文章《“四人帮”的“彻底批判”必须批判》，开始了对“四人帮”砍掉中外优秀古典文化遗产的罪行的批判。从1977年至今的十年间，我国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莎士比亚研究也大有进展。据初步统计，仅在1981至1984年间，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文章就已达200余篇，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关于某一位作家的专论文章的数目。其次是内容的广泛和研究的深入。同50－60年代的莎士比亚评论相比，这期间的研究范围从社会、历史、其人、其作扩展深入到悲剧论、喜剧论、人物论、以及比较文学等范畴，以前的研究过于集中在数种剧本方面的现象也大有改观。中外的戏剧交流也促进了对莎士比亚剧作作为舞台戏剧的研究，使莎士比亚研究更趋于多样化。这期间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张隆溪的《也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979)，它代表了莎学研究在我国已经进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周珏良的《〈麦克白〉的悲剧效果》(1981)，这篇论文配合当时此剧的上演，从悲剧论的角度对《麦克白》进行了学术性的阐述；杨周翰的《百尺竿头，十方世界》(1983)，此文较全面地总结概括了国内外莎评的方法，对如何进一步深入进行莎学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赵毅衡的《“荒谬的”的莎士比亚》(1983)历数了历代莎学研究的特点及历史局限，意在揭示出“莎士比亚的真面目”，即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并分析莎士比亚；王佐良的《白体诗里的想象世界——论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1984)，此文以其流畅优美的文体专门论述了莎士比亚的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具体分析突出了莎剧的时代感、社会性，是莎剧语言研究方面的代表文章。1981年，为促进我国莎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了《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杨周翰主编)，收入国外历代重要莎评82篇。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主办的刊物《莎士比亚研究》专门收集国内莎学专家的研究成果。

1986年，我国举办了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这是一次中外剧坛瞩目的盛举，也是对我国莎学成果的一次生动的检阅。戏剧节的活动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一共上演了十余部、数十台莎剧，其中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就连英国学者都认为很难演出的悲剧《李尔王》也在首都舞台上与中国观众见了面。除了话剧形式之外，戏剧节中还有用戏曲演出的莎剧，如越剧《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昆剧《血手记》(《麦克白》)黄梅戏《无事生非》、京剧《麦克白》等。戏剧节最为突出的一个成就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人们只能从书本上欣赏的对象了，他已经站到中国的舞台上、并由此走向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其活生生的艺术魅力赢得了更广大的人民的喜爱。具有学术意义的是，这些将莎剧戏曲化的导演们在“中西文化在戏剧舞台上的遇合”的座谈会上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这些导演认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口号不提为好，应该忠实原着，因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忠实地传达莎士比亚作品的精髓。”(《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戏剧节期间，京、沪两地分别举行了各种学术活动，莎学专家、研究者及莎剧的表、导演们聚集一堂，就剧本、演出、以及戏剧理论等多种题目，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交流，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的莎学研究的成果。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莎学研究者已经开始认真地注意到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特点。可以推断，我国的莎学研究将由此向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更具体的方面发展，莎学研究将会取得更新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