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68页（3554字）

19世纪的英国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得到了革命导师的高度赞扬。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我国介绍较多，影响甚广，因而评论文章也相应较多。然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外国文学研究虽有过短暂的繁荣，但由于长期来受左倾路线的干扰，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存在着许多偏差，基本上沿袭了苏联的一套模式，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严重。

从解放初期到60年代初，在19世纪英国小说家中，我们重点研究、介绍了狄更斯、萨克雷等人。有关狄更斯的论文并未全面介绍他的作品，似乎只着眼于介绍其描写工人题材的小说。杨绛的《萨克雷〈名利场〉序》(《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自然流畅，引用作家本人在《名利场》及其他作品、书信中的种种言论阐明他对社会的认识和写作的目的。文章还进一步评论了小说在结构、语言、人物刻画上的长短得失，同时指出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时期有关萨克雷的文章还有王佐良的《萨克雷：〈名利场〉》(《译文》1958年第1期)等。

1959年提出了重新评价“宪章文学”的问题。有的文学史稿中认为应当把它看作是19世纪30至50年代英国文学的主流，它的地位应放在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上或至少和他们并驾齐驱。现在看来这种见解是受了当时以政治标准取代一切的思潮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一些文章(有些作为作品译本前言、后记)介绍了奥斯丁、司各特、梅里狄斯、盖斯凯尔夫人、高尔斯华绥等重要作家。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西语系青年师生论《简·爱》、《呼啸山庄》、《牛虻》及哈代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很能代表当时外国文学评论工作中的倾向。总的说来这些文章表现出来的机械化，简单化的倾向比1956、1957年更有所发展。这种简单化首先表现在分析作品时把小说作为历史的图解，把人物作为阶级关系的图解。另一种表现就是生硬机械地联系实际。

60年代之后，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时期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主要对象还是狄更斯和萨克雷。

1962年是狄更斯诞生150周年，在这前后介绍了一些他的作品，发表了20来篇纪念性文章。杨耀民的《狄更新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文学评论》1962年第6、3期)一文对狄更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还有范存忠的《狄更斯与美国问题》，海观的《董贝父子》译后记，以及《狄更斯的〈双城记〉和人道主义》和《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劳动人民形象》等文章。

1963年是萨克雷逝世100周年。纪念他的文章主要有朱虹的《论萨克雷的创作》(《文学评论》1963年第5期)，作者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创作发展过程和思想艺术特色。张健的《论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芝德的历史〉》(《文史哲》1963年第3期)，分析了作品的政治历史背景、萨克雷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思想方法。

纵观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对英国19世纪文学的研究和评介，不难发现这方面的工作的确走了弯路，深受苏联的一些机械的、片面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影响。比如往往过分地强调政治标准，强调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政治意义，这就造成了我们评论文章选题偏狭、片面。往往只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师及苏联评论界肯定的作家。即使对于这些作家，也只提及政治性强的作品。而一大批在文学史上占相当地位的作家和作品，如奥斯丁、司各特、乔治·艾略特等都被忽略了，有的甚至被歪曲了。由于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机械和片面，评论文章也不免机械化、公式化，形成一种八股调。把文学作品简单地看作政治、历史的图解和例证，不是从具体的作品入手去实事求是地评价一部作品，得出结论，而是肢解作品，找出所谓的例证去说明、证实某个评价和结论。这显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一方面成了空白，另一方面却又被塞进了许多歪曲了的东西，这给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许多禁区被突破，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粗略算来，仅1981年到1984年间，有关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文章就达百篇左右。陈嘉的《19世纪英国文学》(《百科知识》1982年第5期)把英国19世纪文学分为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阶段，作了一个大概的介绍，文章几乎论及了19世纪英国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但在全国研究评论的重点仍是狄更斯。有关他的评论文章几乎占这期间所有评论19世纪英国小说的文章的一半。对他的重要小说几乎都有评论。主要文章有赵萝甦的《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读书》1979年第2期)、以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狄更斯的〈双城记〉》、《狄更斯的创作思想及其他》等一系列文章。此外还有朱虹发表在《名作欣赏》上的评论狄更斯作品的一组欣赏性文章。

近几年来另一个评论较多的19世纪小说家是哈代。李德荣的《论哈代小说》(《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试图通过分析哈代的一些代表作，论述哈代的创作思想的发展及其作品的思想社会意义。倪庆饩的《关于哈代〈威塞克小说集〉的悲剧性质》(《南开学报》1982年第3期)，论述了哈代悲剧美学思想的发展，对他悲剧作品的美学价值作了高度的评价。值得提到的是《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张世君的文章《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作者根据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把哈代后期的四部“性格与环境小说”当作是一个悲剧系统来进行分析。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尝试。比较重要的文章还有《试论哈代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哈代的‘荒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等文章。

这些年来，对勃朗特姐妹的评介工作也很活跃。杨静远的《100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读书》1983年第6期)和《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爱情主题》(《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张唯的《国内勃朗特姐妹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介绍了国内外勃朗特姐妹的研究情况。此外还有赵萝甦的《形式与内容的血缘关系：〈呼啸山庄〉的艺术构思》(《外国文学》1984年第8期)、胡道立的《活泼的第一人称——谈小说〈呼啸山庄〉的结构》等文章。

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方面的进步还表现在研究所涉及到的作家和作品的范围有所扩大。一些一直受冷遇的作家开始受到一定的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美惠对华尔特·司各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将以评传形式出现。此外，还有朱虹的《对奥斯丁的怠慢与偏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和《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成就》(《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值得提到的文章还有《〈水浒〉，〈艾凡赫〉同异短长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无产者战斗的画卷——盖斯凯尔夫人的〈玛利·巴顿〉》(《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塞缪尔·勃特勒和他的名着〈如此人生〉》(《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在金钱以及爱与美之间——浅析〈福尔赛世家〉》(《书林》1983年第1期)以及《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创作》(《外国文学》1984年第9期》等。

这些年来的进步，尤其表现在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文章质量上。许多研究者自觉地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试图从一种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评介19世纪英国文学这笔辉煌的遗产。许多文章进行了探索，强调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那种扣政治帽子、贴阶级标签的文章，和那种开头作者生平、中间作品介绍、结尾指出不足的八股文章都在明显地减少。19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工作愈加活跃。

但是，长期形成的选题偏狭的问题仍然存在。对乔冶·爱略特这样重要的作家竟没有什么评论。仅有的一篇只不过是分析她作品中的方言。另外，评论方法简单化现象还依然存在，还需要有一个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