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16页（3654字）
1．李密评价 50年代初，由于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对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书有关李密的评论提出商榷，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如何正确评价李密、刘黑闼和庞勋等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争论。关于李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李密是瓦岗军领袖还是叛徒。有的人不同意王丹岑说李密是投机农民革命的叛徒的看法，认为李密是领导瓦岗军与隋炀帝进行殊死斗争的农民领袖(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光明日报》1953年7月11日)。有的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却是翟让代表起义群众推举出来的领袖人物(江克厚：《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53年9月19日)。有人认为对李密这样的人物，首先应该肯定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也应指出其促成瓦岗军失败的错误(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53年11月1日)。有的认为首先应当正确估价李密参加瓦岗军一年之内，使它“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哪一年起义的?》，《光明日报》1953年11月14日)。也有的认为李密参加瓦岗军是迫不得已，他篡夺了领导权，并出卖、破坏了瓦岗寨(《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853年9月19日)。
(2)李密是否帮助李渊父子完成统一。有的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韩国碧：《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53年11月1日)。有的认为他“没有主动地帮助唐朝完成统一”(同上)。
2．关于王仙芝、黄巢起义的问题。
(1)王仙芝起义的最初时间，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有些学者认为应是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初。
(2)王仙芝、黄巢“均平”称号的涵义，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均平”是要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他们提出的“均平”，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实质上是农民对所有权的普遍化的理想”，“均产的象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孙达人说，黄巢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经提出过土地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4月12日)。赖家度也说，唐末农民大起义“从政治口号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另一种看法认为“均平”是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3．如何看待朱温叛变。传统看法认为朱温是可耻叛徒，其降唐不仅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义军的转折性变化，而且在义军内部产生了极坏影响，是导致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傅衣凌等认为，朱温叛变似不能由其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在朱温一生中，叛降不很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情倒是由他完成了(《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除以上两大方面问题外，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进行过讨论的问题，还有关于唐太宗、武则天、隋炀帝、石敬瑭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突厥、吐蕃、回纥和南诏等的族源、社会性质、与唐的关系等问题。此外，在府兵制、赋役制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写出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论着。
总之，在这个阶段，隋唐五代史研究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不足之处则在于发展不平衡，因为当时研究工作主要局限于唐前期政治史、均田制、隋末和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及吐蕃等少数几个民族等方面，其他许多方面则很少或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研讨。同时，虽然广大史学工作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隋唐五代史，但还不大熟练，故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时，有过分强调阶级出身的简单化、以今人思想比附古人的现代化现象。
在第二阶段，即1966年至197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邦”利用历史反党，江青召唤武则天的亡灵为她当现代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用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歪曲王仙芝、黄巢大起义，给唐太宗、柳宗元等贴上“法家”、韩愈等贴上“儒家”的标签，整个隋唐五代史被搞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因此这一阶段毫无科学成果。但在此期间，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坚持敦煌、吐鲁蕃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强有力地推动了以后隋唐五代史、特别是其中社会经济史的研讨。
在第三阶段，即1976年至今。粉碎“四人邦”后，隋唐五代史研究工作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1976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出成果和人才均达到空前程度。其主要特点是：
学术空气浓厚，积极开展百家争鸣
“四人邦”倒台后，人们思想获得了解放，原有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机构恢复并得到了发展，又新建了不少研究机构。尤其是1980年中国唐史学会成立以来，出版论文集、丛书、会刊、复印中外有关名着，组织丝路访古、河东两京历史考察、蜀道考察、唐宋运河考察，发起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昭陵唐太宗讨论会、厦门敦煌学与唐史教学研究座谈会，举办唐史讲习班，与国外同行开展广泛交流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广大史学工作者还在报刊上就以下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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