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第三世界古代关系史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39页（2642字）
南亚印度是中国的紧邻，中印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中印两国在哲学、文学、宗教、音乐、艺术诸方面都在古代开过灿烂的花朵。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撰写关于南亚次大陆的专着约有30余种，重要的着作有吕徵的《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任继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三联书店，1963年)黄心川的《印度近代哲学家辩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陈翰笙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商务印书馆，1959年)，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由季羡林等人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新注》和由章巽校注考释的《法显传》不久亦将问世。30余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及译文，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解放以前。
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介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的文章。尤其近年来，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中，在探索中外关系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和科学性上，都较前有所提高，如陈玉龙的《略论中越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中世纪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对中越历史关系的分期、建置沿革和历代郡守、册封与朝贡、边衅与战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田汝康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复旦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通过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分析，并以中国封建王朝对外侵略战争与罗马、沙俄的对外扩张相比较，阐述了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的特点，批驳了个别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不容许南洋出现强大国家的谬论。戴可来的《宋代越南对中国的朝贡》(《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一文认为，历史上越南对中国的朝贡，实际上属于贸易性质，根本不能与近代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残酷剥削相提并论等等。
在研究和整理东南亚史籍方面，近年来也有不少成绩。如出版了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苏继廎的《岛夷志略校释》、谢方的《西洋朝贡典录校注》等专着。此外，陈炎的《中缅关系史》、陈玉龙的《中越关系史》、徐启恒的《秦国史》、厦门大学历史系编写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也将陆续出版。
中国和非洲国家古代关系史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和古代非洲的交往历史悠久。但中国与古代非洲关系史的研究，解放前几乎是空白，仅有少数几篇文章(如秀人的：《三宝太监环绕过的马达加斯加岛》，《大众》1942年第1期)；苏继廎：《杜环〈经行记〉摩邻国秋罗国试考》，(《南洋学报》1947年4卷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和非洲的古代关系史。特别是60年代以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如夏鼐的：《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人民日报》1962年9月19日)、葛佶的：《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7日)；沈光耀的：《古代中国和东非交往史话》(《世界知识》1963年第1期)。还有些文章是探索中国与非洲早期交往的史料。如胡汉兴的：《中国和非洲的早期往来》(《羊城晚报》1965年6月21日)、陈公元的：《中非历史上最早外交关系》)《西亚非洲》1980年第2期)，许永璋的：《我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孙毓棠的：《汉代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至于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明代郑和远航到达东非，以及中国和埃及、突尼斯、康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古代关系，更有大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参考文献】：
范晔：《后汉书》。
杜佑：《通典》。
马端临：《文献通考》。
王溥：《唐会要》。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1983年。
《大唐西域记》。
《法显传》。
木宫泰彦着，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胡秋原：《近百年之中外关系》，中国文化社，1943年。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
藤田丰八着、何建民译：《中国南洋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斯坦因：《古代和阗》，牛津，1907年。
夏德：《中国古代史》，纽约，1918年。
柔克义：《佛教文化及其早期历史》，伦敦，1884年。
吕澂：《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三联书店，1963年。
黄心川：《印度近代哲学家辩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
陈翰笙：《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商务印书馆，1959年。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