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50页（1870字）

人物问题是太平天国讨论的热点，现着重介绍关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和李秀成四人的争论情况。关于洪秀全的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洪秀全何时确立反清思想、有无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意图以及后期的评价问题。过去论者大都认为1843年洪秀全考试落选，创立拜上帝会，表示了他反清的决心。1845－1846年，他又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作为发动起义的理论；同时，洪秀全也是一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近年，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1843年洪秀全受《劝世良言》的影响，开始拜上帝，只是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并非开始搞革命，《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并无推翻清朝的革命意识，《原道觉世训》虽反映了洪秀全反清的政治态度，但很可能是写于1848年，是1847年洪秀全重游广西，决心革命后的产物(王庆成：《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研究》1979年第8、9期)。洪秀全也没有向西方寻找真理，因为从史料中找不到洪秀全学习过除基督教以外的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记载，他在政权建制的政治观念方面也与近代西方背道而驰(彭大雍、吴忠：《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关中心议题的论文和讨论情况简介》，《学术论坛》1981年第3期)。关于洪秀全后期作用的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力挽狂澜，亲自管理国家大事，参加了二解京围、东征、西征等军事部署，用人也基本上正确，既重用长兄、次兄，也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授以重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在后期十分独断专行，领导核心是清一色亲属，在战略方面，保守思想很严重，造成三次大战役的失败，他完全依靠宗教迷信来维系太平天国军心、民心，结果贻误了太平天国，导致其灭亡。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十年浩劫中，杨秀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粉碎“四人帮”后，对杨秀清的评价问题，展开了新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杨秀清立场坚定，才智纵横，在创建发展太平天国中功业赫然，对洪秀全也衷心拥戴。建都天京后，虽然存在着热衷于个人权威、追求享受、执律过严等缺点和错误，这应从农民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加以说明，不可苛求于前人；另一种意见认为金田起义后，杨秀清对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建都天京后，杨秀清公开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完全是出于个人野心，不能归之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关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功绩，评价比较一致，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出走”的性质和大渡河被俘的评价上。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于1857年率军离京，远征不返，有人认为这是分裂活动，客观上有助于敌人(王庆成：《石达开》，三联书店，1980年)；也有人认为石达开的出走，洪秀全要负主要责压，他虽然给革命带来了损失，但是他坚持了农民战争的基本方向，将革命扩展到西南数省，推动了那里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倪正太、管玉春：《全面地历史地评价石达开》，《太平天国史论丛》第2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被清军所执，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舍命以全三军”，“中计被俘”；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屈从敌人意旨，放下武器，交出军仅，实际上是乞降被俘。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研究太平天国的文章，大都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1964年，戚本禹将李秀成打成叛徒，粉碎“四人帮”后，对李秀成的评价又展开了热烈讨论。关于李秀成有无变节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在《李秀成自供》中提出“招齐章程”是苦肉缓兵计，不是降敌；第二种意见认为《李秀成自供》的中心思想是乞求活命，已构成叛变活动；第三种意见认为李秀成写“自供”是否属于伪降，难以定论，但不管出于河种动机，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据以定为叛徒。李秀成有无变节，《李秀成自供》的真伪是关键问题，对此“文化大革命”前已有争论，现在又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李秀成自供》是曾国藩伪造，不是真迹；另一种意见认为《李秀成自供》是真迹，不是伪造。

在诸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关系、太平天国革命的作用、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有无“拜上帝会”组织，太平天国起义的时间、太平天国玉玺的读法等很多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