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56页（2650字）

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学术性论着寥寥无几。近年来，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人物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展。首先表现在研究范围之广和新作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出版的专着有十余种，其中尚明轩着《孙中山传》、李宗一着《袁世凯传》、姜义华着《章太炎思想研究》、耿云志着《胡适研究论稿》等都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着。研究的主要人物有：

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史学界对他的总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关于孙中山的家世、早期思想、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哲学思想、三民主义等都有较大分歧。关于孙中山早期思想评价，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第二种观点认为兴中会成立前，孙中山虽具有革命思想，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改良思想；第三种观点认为革命思想是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主要倾向。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阶级基础，有人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也有人认为是华侨资产阶级。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有的认为是唯物论；也有的认为属于二元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时创建的革命纲领，除民权主义外，对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评论都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关于民族主义有三种理解：一、民族压迫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发生的现实土壤；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旨在解决国内民族压迫，夺取政权，在客观上则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渴望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引起的。关于民生主义也有三种看法：一、其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二、一般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是民生主义思想的中心；三、主要内容是土地问题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问题。有些论着对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的评价，改变了较前偏低的现象；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伟大功勋作了充分肯定。争论较多的问题，一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有的论者强调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中的独立作用，认为孙中山对起义的爆发和整个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有的则认为起义者用孙中山名义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孙中山思想和同盟会纲领对起义具有领导和指导作用。二是如何评价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有的认为孙中山最终走上了与袁妥协的道路，让位给袁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有的则认为，孙中山对袁虽有妥协，但其本质和主流不是妥协退让。

章太炎。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反映哪一阶级的利益，一种看法认为，章太炎提倡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的思想始终属于地主阶级反满派开明人士的范畴。另一种看法认为，章太炎独特地反映了在封建生产方式束缚下的宗法农民思想。还有的认为，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关于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关系，有的认为两人一贯对立，也有人认为并非始终对立，各人的责任要具体分析。

梁启超。以往一些论着通常认为他在戊戍变法失败后完全变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梁启超在清末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主张君主立宪，其实质也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争论和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他写的大量抨击清政府的文字，客观上加速了清朝反动统治的垮台。至于他在护国运动中的功过，集中在对他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评价。有的认为这是他对袁世凯刻骨镂心的忠谏之书。多数人则认为其所表达的反对帝制的思想是鲜明的、不容置疑的。

蔡锷。对蔡锷的评价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蔡锷是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他参予领导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其功绩不可抹杀。第二种意见认为，蔡锷参加云南辛亥革命并不意味着他真正转向革命，他在护国战争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其主要政治倾向是改良主义。第三种意见认为，蔡锷在“二次革命”前后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拥袁派，但他与袁的死党有别。当他认清袁世凯的面目以后，毅然发动护国战争，为推翻帝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与同时代先进分子相比，决不是什么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

黄兴和宋教仁。在60年代对两人大都评价不高，认为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右翼，宋教仁是议会迷。近年看法有所不同，有人认为黄兴和孙中山无所轩轾，伯仲之间而已，宋教仁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黎元洪和汪精卫。两人过去都是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反面人物出现，近年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对武昌起义时的黎元洪要进行具体分析，辛亥革命后的黎元洪有了新的转变；对于汪精卫可采用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的办法，分阶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胡适。胡适是民国时期影响很大也是争议很多的人物。50年代开展的对胡适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也不应把胡适一生的思想、活动全盘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论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新的评价，认为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和迷信，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积极提倡白话文，对新文学的创造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胡适宣扬实用主义，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但在方法论上也有可取之处。胡适在“五四”时期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他在政治上同统治集团相结合并非以往所说是从1919年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而是30年代以后的事。

此外，对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秋瑾、张謇、袁世凯、蔡元培、虞洽卿等，也进行了研究。对蒋介石在某些问题上的功过，近年来也开始作了实事求是的新评价。

民国史研究刚刚起步，虽有一些成果，但极不平衡，许多课题尚属空白，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出版了一些论着，但缺乏应有的深度；一些难度较大的题目还无人涉足。基本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都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