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手工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5页（2780字）

一、有关农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对大量有关汉代农业的资料，做了较多的研究工作，仅《农业考古》杂志1981年创刊以来发表的专门讨论汉代农业或报导有关出土资料的文章就有20余篇，涉及汉代的农具、农田水利、耕作制度、作物品种、家禽、家畜饲养等许多方面。例如：

根据出土材料，在汉代从中原到边远地区，铁农具得到广泛使用；从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谷物加工与贮藏等各类专用农具已经齐全配套；牛耕得到普及。

通过对白渠、芍陂等水利工程遗址的勘察、各地水井、水田、塘堰、水井模型的发现，对汉代农田水利灌溉的规模、设施和普及程度有所了解。

通过对汉墓中出土模型的研究，认为汉代已重视积肥、施肥、选种，有的地区已实行复种。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已趋形成。

出土种实、果核等经过鉴定，对汉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有了具体了解，或认为已形成因地制宜的作物区。

二、有关冶铁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汉代铁器出土地域广，数量大，品种多，表明铁器的使用已普及到农业、手工业、军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仲殊：《汉代的农业》、《汉代的铁器》，均载《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对冶铁作坊遗址的勘察和发掘，是建国后新开创的一项考古工作，已掌握了汉代冶铁作坊的分布、规模、年代、技术设施、产品结构以及铁官管理体制等基础科学资料。通过“金相检验”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出土铁器进行鉴定，并结合遗址实地勘察，对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热加工处理等一整套生产程序进行了复原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在国防冶金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迄今已发现汉代冶铁遗址30多处，以河南省境内最多。其中，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荣镇、南阳瓦房庄、温县招贤村等处，做过科学发掘。考古发现表明，从西汉中期以来，作为冶铁业基地的大型作坊，已在内地相继建立起来。同时，冶铁术还迅速传播到边远地区，在内蒙长城沿线和新疆也发现了冶铁作坊。

根据出土铁器和铸范上的铁官标志铭文考订的汉代铁官有河南郡、南阳郡、颖川郡等十几处；铭文中的作坊编号，反映出铁官有较完备的管理体制。

出土铁器的鉴定结果证实，除合金铸铁外，现代铸铁品种在汉代都已具备，铸铁脱碳钢和炒钢法的发明，为钢材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铁生沟遗址出土的铁器中，用上述工艺生产的优质器件占60%以上，代表了西汉中、晚期铁官作坊所达到的高超的技术水平。

三、纺织品的发现与研究 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满城、武威磨咀子和酒泉鸳鸯池的汉墓中，新疆民丰尼雅和内蒙扎赉诺尔少数民族墓中也有出土，以马王堆一号墓数量最多且保存最好。丝织品的种类有平纹的绢、缣、纱，绞经组织提花的罗，斜纹提花的绮、锦、绒圈锦、编织物绦带和纚纱。织物的花纹，除印染的，主要是用染色的丝线织成或刺绣的。对马王堆丝织品曾从现代纺织技术角度做过相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

麻织品出于马王堆和凤凰山汉墓，马王堆出土的为苎麻布。毛织品出自罗布淖尔和尼雅墓中，品种有缂毛、斑罽和斜褐。仅有的棉布出于尼雅墓中，有的有蜡染的花纹。

此外，还根据山东、江苏、安徽、四川等地东汉画象石刻纺织图，对汉代织机进行了复原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应该特别提到，杰出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汉、唐织物的精深研究(《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曾取得国际科技史学界公认的卓越成就。

四、漆器的发现与研究 70年代以来，长沙、江陵、阜阳、扬州等地汉墓出土了成批漆器。研究工作集中于工艺特点、产地、作坊和工官体制等几方面。

根据漆器上烙印戳记或铭文，西汉早期漆器主要是成都等地市府作坊的产品，西汉中期以后，蜀郡、广汉郡工官以及长安的少府“考工”作坊成为最重要的官工漆器生产机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对官工制度进行变革的结果。并依据铭文对工官的管理体制，官职制度的变迁以及漆器制作程序进行了研究(王仲殊：《汉代的漆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综观出土漆器的品类、数量、分布地域和漆工的精致，研究者认为，我国古代漆器在汉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五、关于造纸业的考察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50年代以来，先后在西安、居延、扶风、敦煌、民丰、武威等地发现了6批汉代麻纸标本。前四处属西汉，后二处是东汉时的遗物，为考察汉代造纸技术及探讨中国造纸术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上述古纸标本都经过鉴定。除了对1957年西安灞桥的出土物的性质尚有争论外，其它几处的发现，造纸技术史研究者都一致肯定是以麻类纤维为原料，经过人工打浆、抄造成型的纸张。1973年在居延、1979年在敦煌烽燧址中，纸片与宣帝时期的木简同出，可确认西汉中期已有麻纸；1974年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墓中所出留有文字墨迹的纸片，已是一种薄、匀、光滑的单面涂布加工纸，标志着当时的造纸设备和造纸技术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联系解放前在新疆、敦煌和额济纳得到的东汉文书残纸，令人信服地证明，至迟在公元二世纪后半叶，纸张已可取代简帛，成为理想的书写材料(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造纸史话编写组：《造纸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