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2：竞争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8页（5528字）
该模型有许多种变体，但是它们都共享两个基本信条：(a)科学生产理论语句，这些语句的有效性取决于恰当方法的运用；(b)对知识的评价——证明其可信性——是竞争过程的产物，说得更直白些是斗争的产物，通常可以借助于经济学或社会生物学的范畴来表述。
科学生产的本性
该模型不涉及科学工作的内容。它简单地假设，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发展必须接受同行审定的知识。知识一般以出版物的形式传播，没有任何特定的限制。
这些出版物原则上可以为本领域的专家们所理解。你可以启用信息的概念来谈论其内容。这种知识或信息的特征是新颖性、原创性以及普遍性的程度。正如其他人——科学家或者非科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对知识效用的评价是可能的。这种模型并不排除默会技能的存在，但是这些技能所暗含的东西不可能转化为知识中的某种特定的成分。
行动者
就该模型而言，科学知识生产中的行动者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科学家(或专家)与外行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技术专家被还原成了工具性的角色，与实验仪器没什么两样。科学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一种理智的冒险，因此它的实践和技能维度被掩盖了。
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是社会动物，尽管其个人能力不能作为社会存在来界定或分析。他们在某个学科或专业领域中的成员资格，连同理论选择和实验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目标和野心。因此，科学活动的合理性来源于科学家之间的互动，尤其来源于他们的能力，而不是来源于任何有别于其他人的特定的内在气质。
科学家活动的动力不只是来自他们自身。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默顿［1973b］坚持认为，规范的角色限定了所许可的行为，回报体系则使知识生产制度化了。布尔迪厄［1975a］把科学家看做是受自身习惯(habitus)引导的代理者，他们发展出了能在某个领域中获得某种地位的策略，而这个领域正是由这些不同的策略构成的。哈格斯特伦［1966］认为，科学家不断地奋斗，试图保持在同行中的信誉。
因此，科学家具有双重角色。这类似于达尔文主义所面临的，既作为法官又作为当事人的困境。每一位研究者都对他或她的同行做出审判(知识是新的和健全的吗?信息是有用的吗?)，当然他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别人的审判。
潜在的动力
这种有组织的、集体性的求知的机制是什么呢?科学家为何会生产越来越多的知识呢?
该模型给出的答案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汲取了灵感。首先，与哈格斯特伦一样，你可以想像一下交换经济。获得同行积极评价的科学家才得到了承认，这时，反对者们对他／她投以信任。这就是馈赠经济(gift economy)。
该模型也许带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在这里，科学家类似于企业家。他或她提供给同行的产品是知识，后者则根据效用和质量对这些知识做出评价。这种评价是以象征性奖励来衡量的［参见下面的“社会组织”］。每一位科学家的动机都是使自己个人的收益，即别人所给予的承认最大化。竞争的氛围因此得以确立。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一样，竞争的氛围把个人的热情和自私的利益引领到集体性的、理性的和道德的事业上来［本－戴维，1991；J．科尔，1973；赫尔，1988；默顿，1973b］。
该模型也可以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科学家与其说是对承认感兴趣，毋宁说是对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的可能性感兴趣——目标是一种积累或流通。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参见布尔迪厄的着作［参见1975a］和拉图尔的早期分析［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研究者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想要在同行中站稳脚跟，就必须积累信用或信誉，这些构成了他们的资本。要是没有资本，他们就不可能在新的研究项目上获得支持。另一方面，他们的资本越多，就越能够从事研究工作，其结果是他们最初的资产得到了增值。因此，科学家委身于一种成功的逻辑。
经济学隐喻的特征之一是，科学家的心理动机或目标并不重要。竞争协调着个体的行为。这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认知主体的科学——一种为各种各样的哲学家所偏爱的视角，例如波普尔［1972］和阿尔都塞［1974］。有些研究者提出了达尔文主义的隐喻，而有的则恪守经济学隐喻。但是，这些对此处所涉及的解释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共识
在本模型中，共识的形成可能暗含了科学家之间的自由讨论。科学受制于开放和封闭的双重运动。开放可以确保所有的观点都被倾听，而封闭则意味着达成共识成了讨论的目的。
辩论的开放性绝不能超越于科学共同体之外。在该模型中，研究者拥有讨论的垄断权，任何来自外界的干预都是一种潜在的祸根。但是，并非所有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交流都被一概拒之门外。外部的要求可以得到表达，成见和信念也可以受到科学共同体的关注。例如，该模型对下述看法就显得比较宽容：产业或政治决策者可以提出问题，可以确定研究方案［默顿，1938／1970］。它也承认，形而上学的关怀和哲学信念对研究者起着激励作用。因此，弗罗伊登塔尔［1986］把牛顿物理学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影响没有［或者不应该］进入科学活动的核心。它们有助于问题的表述，或者有助于把问题纳入到等级关系中来。因此，它们在建立科学共识的前提条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共识的最终达成还需诉诸于那些不受外界影响的技术性内容。因此，共识不可能取决于权势或者来自权威的论证。科学共同体的责任有着一个不可还原的内核。对科学家的说服只能通过语句来进行，而这些语句的可靠性最终只能求助于方法来分析。可接受的方法也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期内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组织
组织是该模型的中心变量。事实上，科学事业的生命力仰仗于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之间严格的区分。
内部组织
激励系统具有核心地位，它驱使科学家去制造知识。它基于一种双重的触发机制(trigger mechanism)。“发现”［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贡献”］得到认定，并归功于特定的、根据贡献的质量获取回报的科学家。
在这种模型中，判定何为发现是一种社会过程。在无限增长的科学生产中，如何才能分离出那些可识别的、多少是相互独立的知识单元呢?如何才能在源头上分辨出这些要素的贡献呢?对其贡献及其归属的论述［加斯顿，1973；默顿，1973b］往往引发争议和重估［布兰尼根，1981；沃尔伽，1976］。
如果没有物质设施以及使知识的形成与传递编码化的规则，就不可能稳妥地认定发现及其“作者”。因此，现有形式的科学论文使我们有可能去精确地界定某种信息，去组织信息的传播，去识别它的作者，去确定贡献的期限，去谈论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引用从其他研究者那里获得了什么［D．J．S普赖斯，1967］。(2)
回报系统的功能有赖于贡献的认定和归属。对贡献的重要性、质量和原创性的评价是同时进行的。回报的可能形式是变化的，可以视贡献的重要性而定：如升级、从最普通到最权威的奖励、晋升为院士以及冠名［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他的研究成果，例如欧姆定律］。因此，研究者——科学发展中的行动者——正是通过激励而为知识的进步做出贡献的。
该模型表明，这些回报在性质上是符号性的；评价与可能的经济收入没有直接的联系。科学是公共商品。(3)例如，“DNA具有双螺旋的结构”之类的语句就是非竞争性的、非私人性的。琼斯先生在自己的活动中使用此语句，并不会减少它对布朗先生的效用，也无法阻止后者使用该语句。因此，对这些公共商品来说，市场机制是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的经济刺激［市场对商品价值的衡量］被另一种回报体制——迫使研究者制造公共性的知识——所替代的原因。这样一来，出版物使贡献［发现］的认定和归属成为可能，但同时也能保障这些公共商品的传递——这解释了为什么出版被看做是科学的基石。
另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维护自由的讨论。社会组织应该激励科学家制造知识，但是也必须支持开放性的争论：讨论班、座谈会或在专业期刊上做出回应的权利。这可以确保任何希望参与其中的科学家都能如愿以偿。自由的通道是科学规范及其制度形式的基本原则。
该模型强调了个体［研究者］的作用。然而，科学活动更多的是一项团体的事业。因此，如何解释像实验室这样一种合作研究的场所呢?它们起什么样的作用?在该模型中，这些问题就如同经济学解释公司的存在一样，很难有现成的答案［科斯，1937］。即使某些研究者对实验室的组织结构、运作和策略做过考察［惠特利，1984］，实验室在该模型中仍然是一种反常现象。它的存在被简单地理解成某种技术限制的结果：对依赖于劳动分工的大规模的装备或实验工作进行管理，以确保规模效益。
与环境的关系
模型2考察了科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却是通过清晰地划分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来实现的。如果跨越了这条边界，那么规范、游戏规则、激励以及各种资源就会崩溃。科学制度的概念及其自身的目标、价值和规范［默顿，1973b］，连同科学场(scientificfield)的概念［布尔迪厄，1975a］，标示了科学领域的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表明，这一受制于自身规律的社会空间是如何达到自主性的，专业科学家的角色是如何渐渐出现并巩固下来的［本－戴维，1971］。
自主性的存在并不排除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交互影响。例如，布尔迪厄构想了两种市场：在局限于专家的有限市场中，科学理论得以辩论；一般的市场则把这些产品传递［因此被稳定化了］给那些对此感兴趣的行动者——公司、国家机构和教育体制［布尔迪厄，1971］。两种市场之间存在一些控制机制。某种产品［理论］在外部市场中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内部市场赋予它的价值［反之亦然］。大卫、莫厄里和施泰因米勒［1982］再度采纳了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科学产生的信息是非私人性的，可以被经济人重复使用。反过来，经济人则以某种更可预期的、更低成本的方式生产他们所需的特定的［私人性的］信息。然而，A．里普［1988］通过导入研究计划的“筹资能力”，对信誉的循环做出了概括，从而把科学发展的逻辑与政治－经济行动者的逻辑联系在了一起。
在该模型中，组织形式的二元性十分关键。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边界对科学来说是实质性的，起到了保护科学内核的作用。然而，这一边界还须具有充分的可渗透性，以传递那些有助于科学成长的影响，并保证科学的社会效用。(4)在以恰当的方式对这些交流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把科学与环境联系起来的组织［产业研究中心和奖励研究的国家机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巴恩斯，1971；考特格里夫和布克斯，1970；科恩豪泽，1962；马克森，1960］。
整体动力学
该模型有赖于规则的增长过程，使之能够解释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和倒退性的回溯。这种增长可以用下述事实加以解释：在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中，预期的符号收益之所以是最高的，是因为他们所解决的问题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其中还存在许多空白。因此，任何促进流动性的事物都有助于整体的增长，而妨碍流动性的事物将会降低科学的生产力［本－戴维，1971、1991；马尔凯，1972］。如果自由辩论受到了阻碍，激励体制失效了，并且出现了垄断，那么科学的生产力就可能会降低。在此，你会再度发现，这些论证与人们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所运用的论证相当接近。
进一步说，如果“社会”不能确保上述边界，如果它不支持科学的内部组织及其规则，那么整个研究就会崩溃，“纳粹”所倡导的种族化和民族化的科学，以及苏联共产党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抵制就是如此。因此，该模型超越了对生产的单一性思考。科学生产知识，但是支撑科学的制度发挥了实质性的功能：使理性知识得以发展。当科学动力受到阻碍的时候，理性也会遭受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