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与聚集地方性知识的手段和策略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91页（8688字）
哥特式教堂的建造者
哥特式教堂，尤其是查特尔斯(Charters)大教堂展示了西方科学中最典型的合理性、秩序、计算和统一性的形式。我们的“生活形式”规定了我们对建造查特尔斯教堂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和建造过程的理解，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此巨大的、复杂的和革命性的建筑必定需要设计师和严密的计划。同时，我们会觉得查特尔斯教堂的建造者拥有某些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技能，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结构力学的知识。(1)最近人们对查特尔斯教堂在11世纪的建造过程的重新分析表明，建造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整体，而是一个“特殊的大杂烩”，它没有设计师和计划，也没有标准的测量方法［詹姆斯，1982］。建造过程是不连续的，前后相继的许多工匠分别使用了自己的“地方性的”几何学、技能和测量单位。于是，问题就来了：在没有计划、计算和设计［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人的活动是如何得到协调的呢?答案可以在模版的使用上找到。模版是模型或铸型，它往往被画在薄木片上，据此，石匠把石头凿成特定的形状。
模版的效力不仅有助于精确的批量生产，而且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模版常常需要对其本身进行精确的再生产，这种生产通常只凭简单的经验几何法则便足够了。模版有助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许多受过不同训练并拥有不同技能的工匠进行统一的组织。
每一种设计方案都压缩在模版上，并传递到那些在作坊和采石场从事切割工作的人那里。通过模版，工作现场所有人的活动都得到了控制与协调。借助于模版，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的活动被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它们是这项作业中“最重要的工具”。［詹姆斯，1989，第2页］
除了能对大量的工人进行组织外，模版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石料雕琢的精确性，能有助于产生紧密的结构，尽管其过程是不连续的。设计还会出现重大的改变，甚至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查特尔斯教堂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对知识体系的本质要素进行反思。我们必须认为，有着不同的实践、技能和理解力的活动是可以相互关联从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不管它们的劳动成果是一座教堂、一组理论知识，还是某个农业系统。查特尔斯的案例表明，在没有结构严密的理论、标准的测量尺度、计划或设计师的前提下，这样的整体也是能实现的；它需要的仅仅是少量的表象技术，以及与此有关的技能和建筑几何学。这个案例打破了一些有关科学、技术和传统知识的伟大神话。在过去的知识和当下的知识之间，在科学知识与传统知识之间，以及在科学与技术之间并无严格的界线。“查特尔斯教堂是许多人无计划劳动的积累”［詹姆斯，1989，第2页］，同样，技术科学或任何知识体系也可以是无计划的、不统一的或非理论的，也可以没有共同的测量标准，但却仍然可以是有效的——因为所有的知识体系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前期劳动基础上的集体实践的产物。
阿那撒兹
阿那撒兹(Anasazi)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它形成于约公元200－700年，分布在美国现在的四角地区［多伦多、犹他、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交界处］。他们不仅在这个最不适宜生存的地方［最低温度是20℉，最高温度是100℉；灾难性的夏季往往只有9英寸的降雨量］成功地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莱克森、温兹、斯坦和贾奇，1988，第100页］。它在约公元1150年突然崩溃了［可能是因为1130－1180年的干旱，但是这一点尚有争议］。在鼎盛时期，它由75个部落组成，幅员2．5万平方英里［在圣胡安盆地］，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和宗教网络，它的中心是查科峡谷［贾奇，1984，第1～12页］。(2)在查科峡谷的土地上，人们建造了许多高达4层的大型石建筑，其中有成千上百的单间，包括大量的储藏室、大型地下圆形基瓦(kiva)或神殿。查科峡谷通过400多千米的道路与许多偏远的部落相联系。除了大型建筑和道路之外，阿那撒兹人还建造了庞大的灌溉系统，其中包括堤坝、蓄水池、50英尺宽的运河、灌溉水渠和带有堤防的良田［弗雷泽，1986，第95页以下；维维安，1974］。(3)
据估算，在这样一个贫瘠的环境中生活着多达1万人。维持人口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农业和贮藏系统的发展，后者使得他们能够积累剩余产品，并对它们进行再分配。但是，仅凭这些还是不够的。为了成功地改造那些贫瘠的环境，为了协调分布在广大地区的群落的活动，为了确保食物的增产、储藏和再分配，人们必须发展、维持和传播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这主要是通过历法以及宗教仪式、神话、诗歌和建筑学来实现的。
历法的施行是通过太阳祭司的活动实现的，他们对太阳越过地界标记的季节性变化进行观察，并对房屋和法亚达布特(Fajada Butte)这类建筑物顶部的太阳阴影的变化进行观测。最关键的是能够精确地预测太阳的最高点，因为制定种植日历对只有短暂生长期的环境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另外，还须预测霜冻的日期。
麦克拉斯基［1982］曾对当时霍皮人(Hopi)的普埃布洛族(Pueblo)天文学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与我们对现代天文学的期望一样，作为天文学，它对精确的观察以及观察和理论框架的发展极端关注。”［第55页；也可参见麦克拉斯基，1980］
这一结论对阿那撒兹来说同样有效，尽管它的体系有着典型的地方性。这充分体现了特定的使用情境，因为这种天文学依赖于特定的域界标记来记录太阳的运动。但是，由于它同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理解力和需要，能够满足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增长的要求，所以能够转移到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中去。(4)构建历法与社会生活的方向性为他们提供了潜在的关联性和同质性。通过历法所表现的方向系统，所有的事件、地点和人都可以得到承认、形成联系，并产生同质化。就这一体系的延续和传播而言，它的存在仰仗于人们年复一年地观察地界标记以及太阳祭司所组织的祭祀仪式——因此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阿那撒兹的知识体系只能转移到祭司所能控制的地方。
印加
我们现在转向印加(Inca)。印加的社会和知识体系与阿那撒兹有明显的相似性，但是它更大也更强。事实上，人们经常把印加文明与印加帝国联系起来，这样做有合理的根据。印加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十分辽阔，包括现在的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一个州的人口就多达500万，这样的组织往往成为人们思索和赞叹的对象。它被描述成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专制主义的，并且是一个水力发达的社会。印加帝国的延续归功于它的等级结构、军事、税收制度、法律、官僚制度、土地权和政治司法权［摩尔，1985，第1页以下］。然而，我们想要论证的是，正如我们考察阿那撒兹时所做的那样，它的本质要素在于地方性知识的转移方式。我们还试图论证，与阿那撒兹一样，历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这两个社会在范围和力量方面存在差异的话，那么差异就在于印加人使用了称之为“塞魁”(ceques)的石界和称之为“魁普”(quipus)的绳结文字，并以此扩大了知识传递的范围。
印加的首都库斯科(Cuzco)位于帝国的中心。印加帝国从最北端到最南端大约有2000公里。但是它不仅幅员非常辽阔，而且还囊括了许多已经存在过的文化。它覆盖的地形也千差万别，从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到沿海平原。与阿那撒兹一样，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这么多人的活动，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好坏不一、参差不齐；更确切地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帝国的中心——库斯科对他们进行管理。
从库斯科延伸出了41条射线，这些射线在地平面上标出了太阳、月亮和恒星的起落点［朱伊德马，1982a］。这些射线就是塞魁，它们是由石头垒成的域界，或通过称之为惠卡斯(huacas)的祭祀点每隔一定的距离标出。这些塞魁不仅整合了宗教知识和天文学知识，而且为制定精确的历法提供了基础——帝国官僚制度需要这样的历法，以便记录和综合关于灌溉、农业、贸易、战争和所有相关的税收、人力和资源的信息。所有这些活动都处于一个由血缘、年龄、阶层和社会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体系中。塞魁被拓展到域界之外，从而覆盖了整个帝国，“与我们的地图一样，它们形成了一种坐标系，来自不同地方的信息由此被组织起来”［朱伊德马，1982b，第59～60页］。事实上，印加人绘制了一幅非常复杂的三维地形图［德·拉·维加，1961，第78页］。除了塞魁之外，印加人还逐渐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记录系统，记录的方式是使用绳结或魁普。在这种打了结的环状绳子上，人们可以记录大量的信息，从命令到税收、劳动责任和农产品的细节。魁普可以由信使或查魁(chasquis)在辽阔的公路网中传递，这一公路网沿着两个平行的系统贯穿于整个帝国。
玛利亚·阿舍尔和罗伯特·阿舍尔［1972，第288～289页］对魁普作了深入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
为了维持多达600万人的生存，关于食物生产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知道如何在陡峭山坡的梯田中获得足够的食物，意味着人们必须知道特定的动植物能在什么样的高度生存。我们必须假设，事实上也有证据显示，他们几千年以来已经做了许多尝试，并积累了关于植物、动物和垂直地形的大量信息，因为这些都与人类的基本需求息息相关。安第斯山脉的土着开挖了灌溉水渠，建造了桥梁和集体储藏室。很明显，这些活动需要技能知识，但是我们还须假设，他们肯定知道如何组织和指导大批的人去从事这些活动并维持这个体系。
历法、魁普与塞魁能提供井井有条地组织和指导大型集体活动的知识。魁普与塞魁的种类虽然十分繁杂，但又是一个具有相似性的、强有力的集合，从而促成了一种高效的交流系统。朱伊德马［1977］指出：
塞魁系统相当于一个宏大的魁普，对库斯科流域和周围的山脉进行测绘，因此它是印加宇宙系统的一种地方性的表象，即基于他们的空间、等级制度和时间观念的表象……。不仅可以用魁普来比拟塞魁系统，而且每一个地方性群体事实上都确切地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塞魁系统，也就是说，用魁普记录他们的政治、宗教和历法组织。［第231页］
朱伊德马［1982a］还认为：
与解释塞魁系统的魁普一样，库斯科用以规划地形的塞魁系统——以及所有与惠卡斯［祭祀场所］和塞魁有关的历法仪式——本身就是一张表。从一个中心出发就能发现所有的塞魁，这意味着每一个站在太阳神殿中的人，面前都有一本“打开了的书”。塞魁把空间编织成一幅地图，并尽可能地反映空间，就如同人们在观察一幅真实的地图一样。［第445～446页］
印加知识体系的效力在于它能为分散的知识提供联系，能在广大地区各种孤立的实践和情境之间建立平衡。与阿那撒兹的知识体系相比，它能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魁普和塞魁能够把他们的历法拓展到域界范围以外。
印加的例子还证明，杰克·古迪关于口头表达的社会和文字表达的社会之间的二分法是失败的。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社会对抽象的批判性思维、经验证实和列表很感兴趣，但是却没有书写文字。进一步说，正如夏平和沙弗尔所发现的那样，欧洲的科学革命是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建立而来的。朱伊德马［1982a］也同样认为：“印加人对精确的系统知识的兴趣并非来自于他们测量体积和距离所产生的实效，而是来自于对‘抽象的伦理概念，如原罪、隐私、健康、义务和秩序的兴趣’。”［第425页］
太平洋的航海者
太平洋航海者的知识体系与阿那撒兹和印加人的知识体系有许多共同之处：它植根于口头文化；它依据方位组织起来；虽然它包含了大量的实践成分和天文学成分，但仍然是一个自然知识的统一整体。但是，它在某些关键层面有些不同。它使得人们能够发现整个未知的区域并使之殖民化，它转移知识的主要工具几乎完全是抽象的，没有任何物质形态。(5)
太平洋航海者把关于海流、海上生活、天气、风向和恒星的运动模式的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精致而复杂的自然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以及他们高度发达的建造大型海上木船的技能使得他们能够把大批的人和商品运送到很远的、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能够在遥远的岛屿上建立自主的群体，这些群体还能够返回来，能够保持他们之间的文化联系。
关于严格的分界线的主张是，与欧洲人“有意的”发现相反，这些早期的航海者在太平洋发现岛屿是偶然的。(6)从这样的观点看，密克罗尼西亚人仅仅具有“传统”知识，这对于发现未知事物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来说是不充分的；相反，掌握科学的欧洲人能够制定行动路线，能够确定未知岛屿的方位，因此他们也能够带回知识。
就某个知识体系而言，带回知识和双向交流的能力是超越地方性事物的根本前提。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对漂流的计算机模拟以及航海实验证据显示，太平洋被那些具备复杂的共同文化的群体殖民化了。如果这些群体在海上漂流时迷失了方向，无法返回或交流，那么文化整体性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托马斯·格拉德温［1970，第34页］在讨论密克罗尼西亚航海者的经典着作中，强调了他们的知识体系所具有的某些极其重要的特征。第一，他们关于岛屿和恒星运动路线的知识类似于地图。用贝特森［1980］颇有影响的话说，它是“关联模式”［第4页，也可参见古迪纳夫和托马斯，未注明出版日期，第15页］。第二，格拉德温［1970］的重要观察是，航海知识不是孤立的体系，而是“社会、经济和［常常是］政治关系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第35页］。但是，它并非仅仅是实践性的，“它为每一种活动确立了意义和价值的尺度，不管是陆地上的活动还是海洋上的活动”［第35页］。因此，航海是“密克罗尼西亚世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他们独特的认知方式的一部分。
太平洋航海者的三种主要实践技能是：(a)能够确定方向和维持海上路线；(b)能够通过船位推算法来确定自己的位置；(c)掌握某种扩大岛屿目标的体系，以便提高成功登陆的可能性。用于确定方向和掌握航线的主要概念工具是“恒星指南”。但是恒星指南本身是不充分的。它还必须与船位推算系统——称为埃塔克(Etak)——结成一个整体。航海的必要条件是能够估算在一定的海潮、漂流状况、风向和速度的条件下，你航行了多远。密克罗尼西亚人的解决方法是视觉表象的精神模式，即在心中为世界绘制地图。
就两岛之间的航行而言，一个岛屿面向航道的一面被选定为参照点。这些参照岛屿是航海方向的一部分——航海生手在每一段岛屿航行中都要知道这些。如果恒星的起落点在地平线上是固定的，那么航海者就很容易在心中再现船只的真实航线——通过把航线分割成概念片断来实现这一点。通过把船只想像成静止的，把参照岛屿想像成运动的——在恒星起落点的背景中后退，航海者可以做到这一点。当参照岛屿从一点运动到另一点时，一段航行就完成了。
埃塔克为航海者提供了框架：“他们关于速度、时间、地理学和天文学的知识可以被整合到这一框架中，从而对航行距离做出陈述——这样的陈述很容易被表达和理解。”“对于综合原始信息并把它们转换成对航海的本质问题——我们的目的地有多远——的解决而言”，它不失为一种解答的工具［D．刘易斯，1975，第138页；也可参见哈钦斯，1983］。
我们必须承认的关键点是，密克罗尼西亚人的航海活动不仅仅是船位推算的一种方式。它使得两种概念手段——恒星指南和埃塔克——能够稳定自如地配合，因此，人们所学到的关于恒星指南和海上标界的知识，能随时用来处理某一时段的观察结果。整个体系形成了一个“逻辑结构或认知地图”［格拉德温，1970，第181页］。
这一体系的第三种要素——本质上是策略性的——是“扩大目标”的技术。较矮的岛屿很容易消失，因此要通过对海浪、鸟的飞行、云的形态和云层下方的反射进行观察以扩大目标。岛屿是地壳板块边缘的构造结果，因此它们也受某种条纹所约束，所以航海者可以通过观察条纹在任何地点的交叉情况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格拉德温［1970］认为，普卢沃特(Puluwat)航海“完全是一种船位推算系统”，它“依赖于海洋和天空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该系统运用地方性环境的性质”［第144页］。格拉德温的“地方性”的意思不仅是指该系统依赖于人们关于某地区的特定知识和观察，而且是指，人们使用的技术是单个的岛屿群体所特有的。例如，在马绍尔群岛，人们使用波的干涉模型来保持方向，但普卢沃特人并不这么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会严格限制密克罗尼西亚航海者所用知识的类型。然而，虽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使用了船位推算法，但是它并非仅仅是船位推算法，因为它的核心是动态的认知地图。正是这一性质使它超越了地方性事物。这是如何可能?对此，我们西方人的许多误解可能源自于根深蒂固的计划概念。正如教堂的建造是没有计划的一样，这些航海者在没有特定计划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地航行。
露西·萨奇曼［1987］认为：
密克罗尼西亚人的航海活动根本没有明确的、预先设想的计划。相反，航海的基础似乎是与环境之间的地方性互动。密克罗尼西亚人的例子证明，如果你不把有目标的行动看做是表象与特定环境中偶然细节之间的互动，你就很难把握住这种活动的本质。［第187页］
因此，她的结论是：
抽象表象的功能不是对地方性互动的详细规定，而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方向或确定自己的位置，通过地方性互动来探索环境中的某些偶然因素，并避免其他偶然因素。［第188页］
学习和运用复杂的口头知识——例如密克罗尼西亚的航海知识——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发展技能，以确保大量详细的资料准确地保存下来并代代相传。第二个问题是，使用者必须能随时获得这些资料。如果航海者不得不通过条目列表来获取所需的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对他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必须能随时进入体系的任何部分。第三个问题是，体系虽然本质上必然是地方性的，但是它还必须能从某个地方性的情境转移到未知领域。各种各样的策略部分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知识在民歌和宗教仪式中的编码、群体学习和验证讨论、记忆方法、关联性知识中丰富的交叉方式以及建构体系的物质模型，例如用树枝做的图表和石界［法拉尔，1981；古迪纳夫和托马斯，未注明出版日期］。当然，第二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被解决了，解决的方式是不断重复和实践，直至知识完全成为一种意会的、非反思性的技能。但是，这种默会知识或技能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是，航海者对他所在何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自己的认知地图上的位置——的稳定的意识。同时为解决前两个问题提供基础的恰恰是这种认知地图，它为建立联系和均值提供了可能性。正是认知地图使得知识的转移成为可能。
哥特式教堂的建造者的模版，阿那撒兹人的历法，印加帝国的立法和相关的塞魁和魁普，以及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航海者复杂的认知“技术”——所有这些都表明，异质性的、分离的实践可以相互融合，从而构成稳定的联系聚合体。虽然它们在构造上相互独立，但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推动了知识的体系化。因此，它们是支持“中央权力”的“技术”，在构成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它们在地方性的层面上规训着生活。由于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技术”，因此只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与系统取得联系。人们所从事的微观权力实践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些“技术”使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不同程度的“磋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