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体系的重叠处活动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01页（5529字）
本节描述的活动同时处于社会科学中和约尔古澳大利亚土着部落中。约尔古土着位于澳大利亚北部区的东北部。这种活动在历史的分层上究竟是属于澳大利亚白人还是澳大利亚土着人尚有争议。(1)约尔古土着的知识体系——遍布约尔古地区——认为自己是连贯的、无所不包的；虽然它把自己看做是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可通约性。与当代的科学知识体系相比，土着知识体系处于弱势地位；它们的活动中心与科学知识的舞台相去甚远。
我们可以设想，某种知识生产活动同时处于两个竞争的体系当中；知识体系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无法划定的。知识体系是多义的，因此一个体系在哪里结束，另一个体系在哪里开始，要通过参与知识生产的人的策略性磋商来达成。跨文化的情境定位能使那些包含在每个体系中的策略和技术［即权力实践］突现出来。这里的研究方案涉及一种通过相互质询来进行的实践性互译。这项研究的任务之一是要向一个知识体系展示另一个知识体系在异质性实践中的标准化聚合体，而两个体系都始终抵制新知识的生产。
这项工作并不想把弱势的约尔古知识体系浪漫化，或赞赏它的美妙。与当代科学知识相比，当代澳大利亚土着人的知识体系一点也不幼稚，但是比较平衡，因为作为一种被征服的知识，它们很少能够抵御来自其他知识的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侵蚀。
当他们声称自己的看法全面的时候，他们知道，接受那种镇压、遗忘和消失的拒绝模式只会让自己绝迹。被征服的知识也许只是一种神的狡计，它也有发出耀眼的光芒——从而让人失明——的正当机会。［哈拉维，1991a，第191页］
由于知识具有在双重体系中进行生产的可能性，以科学为基础的澳大利亚文化和约尔古文化之间在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方式上竞相争夺，二者都有必要提供论证。但是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并非是这项工作的惟一。它是一种实践性的政治。我们现在的生产——在理解自我的传统方式上展开实践性的批判、重新解释这两类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政治和社会过程——当然受制于理论连贯性和经验充分性的标准。但是，整体上的充分性是不可能单独由这些标准来决定的。我们现在的建构也要通过介入新的社会行动的可能的参与者来“证实”。(2)
当代澳大利亚生活的某些部分仍然受土着传统和欧洲传统之间持续的政治竞争影响。在这些方面，虽然经历了200年的相互融合，但是知识生产体系之间的互动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并存在广泛的争议。在土着儿童的教育上，在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上都是如此。这些领域的争议一度曾由于非土着权威的裁定而得到平息，这些权威认为，只存在惟一合法的知识体系，其他体系的主张都是不合法的、低劣的。我们的研究试图超越这种对抗性的裁定。这里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发展出一种适合土着儿童的教育。其中的一个侧重点是数学课程。
在澳大利亚的约尔古土着共同体中，三类稳定的实践的协同运用，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整体。这些实践类似于前文曾提及的构成定量化的三组实践。所有的澳大利亚土着人都把基于血缘关系的形式化的进位表象看成是标准的累计形式，就如同计数——数字——的进位形式在西方社会的知识形式中构成了标准化的累计一样。澳大利亚的约尔古土着把他们的体系理解为古鲁吐(gurrutu)，这是以家族关系为模式的对姓名基数的无穷进位。这种模型能命名任何事物，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并赋予整个世界以某种秩序。
古鲁吐是名称的进位，这些名称被理解为是不同性质的关系［至少我们在英语中是这样理解的］的名称，而不是在特定的性质关系——等级结构——中关于不同广延和程度的名称，就像数字一样。这一差别起因于约尔古语言与英语在主要范畴上的深刻差异。我们已经指出，英语的言说者能够对时空意义上的实体做出指定。相比之下，约尔古语言的言说者所指定的则是意指实体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差别，让我们想像一张停靠在沙滩上的小船的照片。如果你让英语的言说者描述照片，他可能会说，“小船停在沙滩上”，而约鲁巴语言的言说者可能会说：“Rangingura nyeka lipalipa。”这句话贴切的英文翻译是“Beach-on staying canoe”(呆在沙滩上的小船)。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单词“canoes”支持一种在空间上分离的单位，一或多的集合可以体现这一点。在约尔古语句中，照片中的要素类型是rangi(沙滩)和lipalipa(小船)的类型要素。后缀-ngura是约尔古语言中众多后缀中的一个，当它与另一个词组合的时候就命名了照片中类型要素之间的关系。这里讨论的正是关系(“beach-on”)——不同要素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beach-on-ness”或“beach-at-ness”理解为这个句子的主语。Nyeka的意思是“停在或呆在某处”；它告诉我们的是－ngura［on-ness或者at-ness］。
我们已经看到，在约鲁巴的定量化体系中，命名范畴的类型影响着进位类型。同样，在约尔古澳大利亚土着的语言中，对关系的谈论与一种命名关系的进位模型有关，这种模型源自家族关系的物质模型。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两组不同的事件是如何被纠缠在一起的。
有助于构建有效的聚合体的第三组实践涉及对土地的绘图以及把古鲁吐的特定部分与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这涉及物质实践，通过理想化的、能把特定的地点与当时的约尔古人联系起来的祖先对路线所作的理想化的描述，这些物质实践被关联起来。同样，物质实践通过时空实体内部关于性质的“故事”而得到联系，这使得数字进位能够“运用”于物质世界。在约尔古人看来，祖先们在描绘风景时的旅行和活动构成了横跨整个地区的足迹或“歌路”(songlines)——加尔基里(djalkiri)［对这两类实践更为细致的描述参见沃森与一位约尔古人以及钱伯斯，1989］。古鲁吐和加尔基里的使用达到了西方所达到的数字和定量化目标。
在数字一定量化与古鲁吐—加尔基里之间作一番对照，我们就能发现，它们是西方社会与约尔古社会所发明的系统化的“技术”，并且各自塑造着各自所在的社会生活。一般情况下，二者都是无形的，它们的历史性已被抹去，并且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是生活方式语法中的一部分。个体以及集体的判断和选择是通过数字一定量化与古鲁吐—加尔基里进行的，但是作为“技术”，它们预设了特定的、性质各异的权力分布，并且为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提供了可能性。只有当它们的“自然主义”通过对照被抹去的时候，这一点才显露出来。对于澳大利亚土着来说，古鲁吐［介入了血缘关系网］可以被重构为一种有效的“技术”，共同体和个体可据以合理地做出决策，当代约尔古群体的生活可以得到提升和延伸。同时，在澳大利亚的各种共同体中，我们还能有效地揭示出一种与数字合理性的价值观相反的社会秩序“技术”。
因为数字－定量化与古鲁吐—加尔基里是有弹性的，所以在西方知识中有可能重组约尔古的概念［抑或相反］，但是这要求一方必须吸收另一方的一些东西。在此过程中，约尔古人在西方知识中所寻找并看重的是隐喻。科学所寻找和看重的是编码化，并绘制了一个坐标，这两个系统在坐标上都可以通过比例表示出来。约尔古人已经提出了两个隐喻作为翻译活动的框架。这两个隐喻源自约尔古土地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巴兰达(Balanda)(3)的研究人员表达他们的框架的方式是一种建构性的隐喻。
在科学中，“自然”与“社会”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它们与“知识”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科学知识认为自己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对实在的表象。人们认为科学知识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裁定正确的、好的表象。正是在这一点上约尔古的知识与之判然有别，因为约尔古人强烈地反对表象主义，他们不认为自然—社会—知识是由不同类型的事物构成的。我们也许可以把约尔古知识描述成唯心主义的，有别于经验科学，因为约尔古知识主张的证据类型与科学证据截然不同。这一点是与承认和尊重知识生产的情境密切相关的，所以约尔古知识庆幸自己具有高度的索引性［参见沃森等人，1989，第30页］。
相互质询的过程，以及通过磋商从而使一个世界的知识能够为另一个世界所用，这些都是约尔古人所熟悉的活动。因为他们的世界有两个相互排斥的部分：杜瓦(Dhuwa)和伊利佳(Yirritja)。约尔古生活的这些基本范畴是由人与地点、植物志和动物志、词与民歌、故事与隐喻以及舞蹈与图形符号所构成的。在约尔古世界，任何重要的东西，人、概念和地点或者是伊利佳，或者是杜瓦。杜瓦律(Dhuwa rom)(4)可以为伊利佳部落所用，反之亦然；在杜瓦世界可以表现伊利佳，在伊利佳世界也可以表现杜瓦，这种表现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在约尔古世界，隐喻成为翻译的中介，并成为得到明确认可的常识。
在约尔古世界的伊利佳一方，活动赖以延续的隐喻甘玛(ganma)，是两条河流的交汇与持续不断的相互吞噬的辩证法。这两条河有不同的源头，当它们相互流入对方的时候，它们独自的线性力量就获得了涡流力。涡流深深地介入了理解力和知识当中。根据研究者的方案，甘玛隐喻被认为是两条河流的辩证法，其中一条源自大海［西方知识］，另一条来自陆地［约尔古知识］，当它们流入一个共同的泻湖中时，它们不断地相互吞噬。在合流的时候，水流的混合越过了两条河流的截面，在两条河的交接面激起了浪花。所以，甘玛过程的标记是一排浪花，而这排浪花则是两条河交汇的标记。根据此种隐喻，本文就是浪花的一部分，是约尔古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交汇所激起的。
在杜瓦一方，研究活动的进行则借助于明鲁尔(Milngurr)隐喻。此种隐喻认为，知识传统的互动是淡水与盐水的相互作用：淡水源自陆地，在淡水汛期冒出来，从而形成了水潭；盐水则在潮汐的作用下涌进水潭。源自大海的盐水与来自陆地的淡水持续不断地相互平衡。如果潮汐比较高，那么就会充满盐水。如果潮汐过去了，那么淡水就开始充满水潭。明鲁尔就是双向的、相互平衡的潮起潮落。这样，约尔古世界的杜瓦一方和伊利佳一方就交汇了。巴兰达和约尔古传统因此能够互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隐喻的运用同时支撑着约尔古形式和西方形式的知识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约尔古人已经并且依然在持续不断地磋商着。在约尔古人看来，这一动向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隐喻都为特定的部落所有，并且融入到特定群体的利益关系当中。在各自运用这些隐喻来重组西方世界和约尔古世界时，我们已经详细阐释了这些隐喻，所以它们的活力并不限于约尔古世界，但是特定的约尔古人依然声称自己拥有它们。
为我们在科学知识生产体系内提出的主张做出辩护的人也在使用隐喻，尽管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样的话语中使用了隐喻。构建和建构／解构的隐喻在本章随处可见，而本章隶属于社会科学。在这里与提出证据有关的解构／建构活动大多涉及类推。严格的对称性是必要的；在生产正确的或良好的知识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特权。我们可以描述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与约尔古知识生产体系的活动，并指出，每一方都存在类似的主张赖以提出的质询过程和类似的、稳定的、主张赖以动员的标准化实践。
在知道了如何看待这些类推之后，在知道了如何以新的方式理解事物之后，我们就明白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如果我们希望改造知识体系，希望对世界的建构少一些压迫，那么我们就不会同意把自己新的知识主张看成是普遍的。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主张在我们所在的二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运用是不成问题的，不能把稳定的聚合体当作一项透视技术来使用。我们在二元的装置和策略集［伊尔卡拉〈Yirrkala〉的主张由此得以动员，而伊尔卡拉则成了我们活动的场所］中活动的时候，必须“把焦点放在”植根于我们的活动产物和过程的关系形式、价值观以及政治性上。
我们提出了一个范例。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原则和过程是可普遍化的，但是我们生产的“事实”以及假设、价值观和其中的意识形态应该受到质疑。一方面，我们的解释和实践要求获得信任，要求自己具有规范性；另一方面，我们力图使自己所使用的技术变得自明，而不是透明。内在于我们的活动中的抵制将得以揭示，对我们的活动来说这种抵制是有益的。
我们正在参与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但却在质疑其情境性及应用，所以这个过程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别的人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思考和采纳我们的安排和理解力，但是我们不应该试图在自己的活动中征召他们，这样组成的同盟将弊多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