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38页（3250字）

在工程师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度中，女性工程师的比重非常低。本节要讨论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工程教育和实践的内容传送并强化了男性的价值观，而这在其他场合很少受到注意。我们可以论证，前面勾画的工程研究的既定传统倾向于对工程师和工程的性别内涵进行复制。与对技术工人的研究中出现的从职业向阶级的转向一样，过去10年的性别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转向：从纯粹功能主义的视角转向权力的视角。性别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未来的工程研究十分重要，因为这迫使人们意识并注意到工程分化和等级结构的形式，这些形式超越了阶级的维度，并具有显而易见的知识内涵。

关于“工程系统”中的女性的现有资料显示，在过去的5～10年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工程师的比例持续偏低，或者实际上在下降［E．贾米森，1985；国家科学委员会，1989；美国人口调查局，1988；韦和贾米森，1986］。在美国，人口统计学数据显示，后备工程师的传统来源［即18岁的白人男性］正在缩小。因此，为了满足国家对工程师的需求，招聘人员越来越把目光转向女性和少数族群。但是，不管这些努力有什么效果，女性在工程中的比重仍然是不足的，因为每25位工程师中只有1位是女性［鲍姆，1990］。与科学领域相比，女性在工程中的比例最低［比如，工程中的比例是3．1%，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的比例是4．7%］［国家科学基金会，1991a］。在质疑目前的征召政策时斯蒂芬·布拉什［1991］指出：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被“科学和工程系统遗忘”的青年女性比试图征召她们的招聘者更聪明，但是后者却拒绝提供充分的激励……系统隐喻本身就是问题的线索所在：它暗含了某种企业管理态度，即把人当作是制造产品的原材料，丝毫不顾及他们自身的愿望或福利。［第416页］

在1985年以前，所有对工程中的女性的研究，实际上都采纳了朱迪思·麦基尔维和J．格雷格·鲁宾逊［1992，第13～18页］所说的“性别角色的视角”。这些研究与上文所勾画的关于阶级的劳动市场进路联系起来，从而把女性不参与工程的现象解释成女性社会化的产物。在最早的研究中，艾丽丝·罗西［1965，第1201页，1972］认为，女性偏爱的是她们在其中能够与“人而不是物”打交道的领域。卡罗林·佩鲁奇［1970；哈斯和佩鲁奇，1984］，一位研究女性在工程中的经历的先驱者，强调了家庭责任在女性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背景和教育在塑造职业选择中的作用。最后，米尔德里德·德雷塞尔豪斯［1984］认为，在工程机构中，女性教员必定是政治活动者，因为她们在“课程之外的”责任是鼓励女学生与女同事建立关系网络，并影响国家政策的发展。

与这种对女性工程师的社会化兴趣相关的是，调查研究往往关注教育而不是就业［比如奥特和里斯，1975］。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接受工程教育的过程中，女性往往比男性的成绩更好，分数更高［加德纳，1976；格林菲尔德，霍洛韦和雷穆斯，1982；亚加钦斯基和莱博德，1981；奥特，1978a，1978b］。研究还表明，如果自己的某些家庭成员［特别是父亲］是工程师的话，那么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工程职业［奥斯特，1981；麦基尔维和鲁宾逊，1992］。因为这些研究探讨了实践中的女性工程师，所以焦点就放在了女性和男性之间巨大的工资差别上［麦卡菲，1974；罗西，1972；维特尔，1981］。我们还可参阅卡罗林·亚加钦斯基［1987a、1987b］最近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女性工程师结婚生子的可能性比男性要低。

关于女性工程师的历史研究则强调了这些女性的英勇品格。E．鲁本斯坦［1973］刻画了女电学工程师的基本轮廓：她们给人以“锲而不舍的印象”。在一项针对500位实践中的女性工程师的调查以及与大约50位大龄女性工程师的录音访谈的研究报告中——“她们对理论、设计、管理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或者对女性工程师协会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雷斯科特，1984，第181页］，玛撒·特雷斯科特［1979b、1982、1984］也强调了个人的坚韧精神。特雷斯科特［1984，第192页］详细研究了吉尔布雷特——影片《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的母亲——“历史上最着名的女工程师”——的生活经历，并认为在解决工程问题方面，女工程师倾向于采用“整体”方法。

把权力视角纳入工程性别研究的主要动因体现在萨利·哈克的工作中。桃乐茜·史密斯和苏珊·特纳编辑了有关性别与技术的论文集，每一章的导论都是哈克于1988年逝世之前与史密斯的访谈资料。这种编辑方法系统地展示了哈克建立“人民社会学”(people’s sociology)［哈克，1990，第2页］的核心宗旨，这种社会学以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为工具，通过批判性地检验宏观社会过程——包括政府、企业和大学的组织和政策——对被压迫或被剥削人民的影响，来增强后者的权力。哈克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道路坎坷”，也就是说要深入人民内部，“与他们一起”去认识“它是什么”。哈克［1990，第105～110页，第157页］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工程研究论文基于在麻省理工学院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她在论文中勾画了“工程文化”的“男性主义偏见”。

哈克［1990］关于工程的核心主张是，大学和工厂的“工程文化”形成并复制了“家长制”体系，即“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性别分层体系”［第50页］。比如，她解释并批判了工程教育对数学考试的侧重，认为它“恰恰植根于以男性为基础的知识和评价的专业组织方式”［第109页］。她运用工程教授的玩笑主张说，“永恒的身心二元论”［第123页］在大学和工厂中塑造的等级结构是对女性的伤害。她进一步认为，工程训练把工程师的激情尤其是性能量，引入到了他们的技术经验中［第210～212页；也可参见哈克，1989］，并把这一情感经验与对数学的侧重结合起来，共同制造了“对社会结构‘茫然无知’”的工程管理者［第127页］。哈克［1990，第177～179页］把资本主义统治解释成一种“家长制”，并采纳了“去技能化”假设，认为工程师与其他工人一样，正在被自动化技术，尤其是被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剥夺权力。

关于哈克对工程家长制的分析，朱迪思·麦基尔维和格雷格·鲁宾逊提出了敏感而系统的挑战。她们组织了407位工程师样本的定量数据和82个深度访谈的定性数据，以此对女性在工程中的经历——从上大学之前一直到开始工作之后——做出评估。她们论证的框架是“冲突—结构的”视角，并以此把关于性别社会化的思考与这样的理解联系起来，即把大学、企业和家庭理解为权力关系的结构。麦基尔维和鲁宾逊认为，哈克对抽象数学的强调仅仅是工程文化在大学中的变体，它遗漏了工程师在工厂中对技术、组织权力和男性表现方式的强调［麦基尔维和鲁宾逊，1992，第26～33页］。这导致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在工程享有较大权力的组织中，比如计算机和其他高科技企业中，女性工程师的遭遇往往更坏；而在大型工业等级组织中，比如在飞机制造厂中，她们的遭遇要好一些，因为在这里，肯定性的行为政策已经定型了。麦基尔维和鲁宾逊沿着这条路线就下列问题提供了许多洞见：女性是如何“流入”工程职业中的；大学的“互动结构”是如何为女性设置障碍的——她们必须以优异的数学和理论成就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女性在工作场所中是如何遭遇新障碍的，即在打杂和自我表现这两种评价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