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传媒的相关领域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68页（8090字）

也许，强调科学传播具有互动性与情境性的新模型有助于把诸多文献整合成一个单一的领域，这些文献尽管明显与主题相关，但是却无法与传统的科学模型相容。在传统的科学模型中，科学是既定的、客观的知识，它同时被扩散到“科学家”，或者“大众”那里。新的模型有助于在科学与传媒文本之间，在科学与政治学文本之间，在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与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之间建立联系。在本节，我首先得浏览一下与科学和传媒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并附带地指出，这些文献如何能够被整合在一个普遍的科学传播领域中——这个领域运用了前面描画的那种模型。

工具性的科学文献

有一类辅助性的文献与科学和传媒的研究直接相关，这就是“工具性的”文献——它们面向记者、科学家以及那些必须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达成科学技术的公共传播的人。在诸如卫生交流［比如，佩蒂格鲁和洛根，1987］和农业扩展［美国农业部，1979］等领域中这类文献屡见不鲜。而一般的科学新闻往往只出现在教科书中［伯克特，1986］，不少新闻教科书现在都含有涉及科学的简短章节。一些面向科学家的文献也已问世［加斯特勒，1983；肖特兰和格雷戈里，1991］。此外，为了有助于记者解释技术风险、处理复杂数字之类的难题，涌现了一批手册、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记录和文集［比如，科恩，1989；环境卫生中心，1990］。在这些文献中，至少有两本直接涉及了非西方的境况［埃莫，伊卡米纳和莱恩，1987；弗里德曼和弗里德曼，1988］。这些文献尽管有时也很有思想性，并包含了大量具有实践意义的信息，但是它们都没能跳出单向的科学传播模型。这些书中所体现的实践性知识还必须被整合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中去才行；也许，只有在更复杂的模型中我们方能得知，为何这些文献中的某些告诫实行起来会如此地艰难。

有些研究者把特定学科的成员如何对付传媒的办法与关于应该如何行事的建议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最引人注目的学科是心理学［戈尔德斯坦，1986；麦考尔和斯托金，1982］。这些文献之所以能引人入胜，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交付于大众这样一种本质的要求——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公众对心理学的支持，而是因为研究本身对公众而言就是直接有用的。因此，心理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与公众的交流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简单的传播，它可以被解释为是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地震学［菲斯克，1984；加迪和坦宗，1986；梅尔茨纳，1979］。这些研究成果明确支持了科学传播统一体的概念，并成为更复杂的情境化模型的组成部分。

公众理解科学的评论

与科学和传媒的研究密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主要是评论。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流的科学家们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公众理解科学方面的文章和评论［伯纳姆，1987；拉福莱特，1990a；麦古肯，1984；韦斯基，1978］，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博德默尔等人，1985；英国协会，1976；科南特，1947；古德菲尔德，1981；利维斯，1963；斯诺，1959；韦弗，1955］。与这些评论有关的一类研究是讨论科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霍尔顿，1965、1992；霍尔顿和布朗派德，1976；希尔斯，1974］，但是它们更多地诉诸于间接的分析而不是直接的论辩。此外，对这类研究贡献最大的要数讨论会，举办讨论会的原初的动机部分地是为科学家提供机会，以表达他们对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关注［多尔曼，1989；埃弗雷德和奥康纳，1987］。这些工作通常把传媒看成是一种明证，而没能更深层次地注意到传媒报道科学的方式是在发展着的。然而，因为评论和分析通常都是由那些通过复杂的修辞情境来交待自己的工作的科学家们做出的，所以这些文献再度呈现出了科学传播统一体模型的价值。

公众知道什么

对知识的调查。在美国，开始于50年代的研究考察了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政治家或高中生——是如何看待科学的［米德和梅特洛，1957］。50年代后期曾对科学新闻的受众做过最具综合性的调查，即两项有关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研究［调查研究中心，1958、1959］。这些研究表明，一般说来，公众总想获得更多的科学新闻。这些调查同时也表明，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受众；比如，女性倾向于阅读医学文章，而男性则倾向于阅读关于太空方面的文章。

近30年以来，人们没有对50年代的研究作过积极的回应，尽管间接的分析和更专门的调查使一些初期的研究得以延续［皮翁和利普西，1981；韦德和施拉姆，1969］。在1980年的一篇评论中，西沃罗普认为，各种研究都表明，人们迫切需要科学，尤其是“健康与科学”、“环境”、“能源”或“太空探索”。最后，人们在1988年基于初期的调查反复展开了一项新的全国性的调查项目［国家科学委员会，1991］。调查的结果最终表明，初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

1988年的调查是一系列关于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的追踪调查中的一部分，国家科学委员会试图通过这些调查来编纂《科学指标》。这些调查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提供了依据，它认为，只有20%的美国公众“关心”科学、只有15%的美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J．D．米勒，1983a，1987］。直到8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还都在重复《科学指标》中的调查数据［杜兰特，埃文斯和托马斯，1989、1992；艾因西德尔，1992；国家科学委员会，1989、1991］。调查的结果发现，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存在着某种广为相似的模式。与那些遥不可及的科学论题相比，人们总能更贴切地理解那些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论题；对医学的理解总是比对基础物理学的理解更充分些。虽然“科学素养”的测量指标——它要求被调查者准确地回答出10个特定的科学事实的问题中的7个——的确能使研究者把调查对象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类，但是原始数据往往表明知识分布实际上是连续的。

人们解释说，关于公众理解科学问题上的许多文献都表明，某个单一的受众群体可能喜欢科学，而另一个更大的受众群体则对那些致力于推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接受的做法提出“质疑”［多南，1990］。正如格吕尼希［1990］指出的那样，这与关于“知识鸿沟”或“传播效果鸿沟”的一般的传播理论正相吻合，这种理论认为，一个人掌握的信息越多，他就越能收集更多的信息。

然而，只要你多关注一下上述研究以及一些小型调查项目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受众绝非是铁板一块。格吕尼希［1980］的科学传播的“情境”模型揭示了技术信息的受众是如何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许多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如果某个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影响某个共同体的话，那么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将会迅速而准确地掌握许多复杂的技术信息［比如，参见多诺霍、蒂奇纳和奥利恩，1973；菲奇恩、费森登·拉登和希恩，1987；谢勒和亚伯勒，1988］。

对知识的调查所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研究文献主要都是关于美国的。除了上文提到的“科学指标”系列以外，对其他国家进行的系统考察少得可怜［比如，参见迪隆和阿克曼，1971］。

科学素养。与公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相关，近来出现了“科学素养”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文献往往责备公众对特定的科学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接着，它们总会列出一套经过定义的范畴，以此来规定公众应该知道些什么。这些范畴往往受各种调查项目的支持，这些调查告诉我们公众对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或其他主题的了解欠缺到了何种程度。舍因［1975］最早尝试对科学素养做出界定，他把这个论题区分为“实践的”科学素养、“市民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的”科学素养。后来的大多数工作［比如格拉巴德，1983；拉埃茨奇，1987；托马斯和杜兰特，1987］只是重复或拓展了舍因的范畴。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一般的“素养”问题获得了合法性，出现了更具规范性的测量［哈森和特赖菲尔，1991］。

尽管这些调查和定义为论证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和背景，但是它们常常为作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所扭曲。进一步说，这些工作由于经常在科学“事实”上持有某种简单化的承诺，也由于对科学活动或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视而不见而变得漏洞百出［H．H．鲍尔，1992；利维－莱布隆德，1992；特拉赫特曼，1981］。与本章讨论的其他文献不同，它们的关注点仅仅集中在正式的教育体系上，而没去注意报纸和杂志之类的传媒。因此，这些文献所代表的领域对于受众如何理解传媒中的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它们也像间接的分析那样成为某种首要的证据。

公众阅读和观察什么。公众所阅读的内容是一个很少受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少数研究者试图展开这方面的调查［基德，1988；麦克唐纳－罗斯，1987］，一些评论［大多数文章都是作为书评，起陪衬作用的］已经作过探索，不过，该领域的大门依然向所有人敞开。已经出版的、试图使科学的某些方面实现普及化的着作简直浩如烟海；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着作或者不同的受众对这些着作所接受、所传达的科学形象还知之甚少。几乎同样遭到忽视的还有电视对科学所作的系统考察。布纳、格罗斯、摩根和西尼奥雷利［1981］在调查公众所观看的电视内容时也涉及了科学。但是，这些研究是在一种存有争议的特定的传播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没有能为他人所共享的原始资料。

总之，关于公众知道些什么，相关的调查告诉我们，只有在有限的条件下人们才能理智地回答：哪些受众在怎样的情境中寻找到了何种信息?通过这样的表述，使全面地阐明科学传播的互动性情境的模型变得更重要了。

形象

在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中，人们涉及了隐喻或其他写作策略所表达的科技形象。虽然这些研究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方法，从高度定量化的内容分析到印象报告，但是都不外乎用“恶魔”、“外在于世界”、“巫师／天才”以及“战争”这样一组词汇来表现科学的形象。

初期的调查主要有两项：米德和梅特洛［1957］对高中生的调查，以及巴萨拉［1976］对卡通画册与其他“流行文化”产品的评论。这两项研究认为，高层的男性科学家［这是陈规］把持着非凡的权力，他们往往不受社会责任的限制。这些尝试性的分析在拉福莱特［1990a］和奈尔金［1987］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11家主要杂志的内容的过程中，拉福莱特分辨出了几个重要主题，尤其是关于“科学独特性的神话”，它突出了科学家“非凡的智力、耐力、远见与谦逊”。“具有穿透力的眼力”体现了科学家所具备的超凡的洞察力。拉福莱特发现，把科学家分为“魔术师或巫师”、“专家”，或“创造者／毁灭者”是一种过时的做法。奈尔金［1987］在考察上一代人在报纸、新闻杂志中所报道的科学时，采用了更加量化的分析，突出了在科学写作中发现的“先锋”、“先驱”和军事形象的数量。博耶尔［1985］、马文［1987］、奈特［1986］、S．道格拉斯［1987］、沃特［1988］和齐波里恩［1988］对特定的科学技术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

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路来考察科学的形象显得有些困难，它所关心的是，科学的确定性是如何依赖于偶然的而不是客观的因素的。科林斯［1987，1988］指出，电视中的科学常常被解释成是确定性的，即便当展现自身的不确定可能会对结果做出多重可能的解释时也是如此。西尔韦斯通［1985］探讨了电视纪录片的局限性和偶然性，并揭示了不确定的后果最终是如何转换成某种确定性的。在这个传统中的其他着作包括默雷尔［1987］、雅各比［1985］以及雅各比和希尔等人的传统［1989］。

这些对形象的研究很少区分大众传媒中的科学与更专业的传媒境况。科学传播的情境模型强调了形象在不同情境中的变迁，因此也许有助于摆出这些研究的内涵。

新闻之外的科学

除了报纸和杂志外，科学形象还能在其他情境中被传递给公众，但是这些领域至今依然很少有人涉及。有一部分着作讨论了博物馆［巴德，1988；海因，1990；麦克唐纳和西尔韦斯通，1992；萨姆森和希尔；1989；塞雷尔和1990］。此外，有些文献开始对电影中的科学展开研究［杜贝克，莫舍和博斯，1988；兰伯恩，沙利斯和肖特兰，1990；肖特兰，1988，1989］，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精神病学家的形象［沙夫，1986；肖特兰，1987；施奈德，1987］和科幻影片中“疯狂的”科学家［图德，1989］。布纳和他的同事［1981］考察了电视中的科学家的形象，图罗维［1989］则考察了电视中的医生。有些着作从科学技术论的角度对科学幻想问题进行了探讨［弗里德曼，1987］。迄今为止，上述研究与建立在科学新闻基础上的科学的传播模型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还不甚明了；然而对我们来说，一种能够把不同的进路联系起来的情境性模型，似乎比那种张扬“科学”、“新闻”和“科学幻想”的做法［正如传统的模型所做的那样］更有裨益。

与考察科学和传媒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领域是，对公众所接受的科学信息展开的研究。实际上，最近的一些学术评论已经提出了建议，要求考察受众想接受什么，而不是为了科学普及去生产什么［莱文施泰因，1992d］。

历史情境

没能真正理解公众在获取科学知识时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情境，这是当今科学与传媒的分析者和评论者们最致命的败笔之一。不幸的是，阐述这个问题的学术文献形形色色而且散落在各处。在广泛的历史考察中，伯纳姆［1987］考察了在美国和撒克里流行的科学史，斯图尔基奥、巴德和卡罗尔［1985］则对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化学展开了讨论。克夫莱斯［1978，1985］在自己关于物理学和优生学的论着中通篇讨论了这两种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

在讨论中反复呈现出若干种样式。首先，不少文献讨论了在特定的民族背景或文化背景中，科学技术的公共传播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吕德尔［1984，1985］考察了在世界市场中美国文化是如何塑造科学的呈现方式的，保利［1979］则抱着同样的目的考察了《国家地理杂志》。考迪尔在探讨印刷业中的达尔文主义时，对科学的呈现方式不怎么关心，他关心的是这种表达之于文化话语的意义。科蒂金［1984］对20世纪末社会主义对科学的运用进行了考察，并揭示了科学主义的理想是如何与发现永恒的历史规律的需要相契合的。里斯［1987］、托比［1971］以及库茨尼克［1987］不仅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考察了美国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注意到了科学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形式；莱文施泰因［1992c］考察了二战之后出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位作者都发现，科学家诉诸公共传播是为了获取资源，从而提高科学的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在欧洲最近的历史情境中，法亚德(Fayard)［1988］探讨了一种新的、更具批判性的普及模式的发展［他称之为“大众科学传播”］，认为它是6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其余的各种研究分析了特定时间内科学在公共传播方面的案例，并为特定的情境下如何塑造科学的呈现方式提供了描述性的信息或展现其细节。

其次，有些文献［尤其是那些受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激发而出台的论着］把目光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即科学的公共形象是如何影响科学内部的争论和辩论的。这些论着为下述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即科学传播可以看做是一个统一体［相互联系的话语网络］，因为它们指出，在科学的各种呈现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存在多重的互动关系。比如，库特［1984］关于骨相学的书揭示了科学普及如何能用来支持某种科学——这样的科学在某些科学地盘上颇受质疑。夏平［1984］揭示了科学的公共呈现在调动人们维持对特定的实验结果的信任方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恩和惠特利［1985］的许多文章也证明了科学的公共呈现在重塑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争论和关于科学共同体的争论中所发挥的效力，夏平［1974］、夏平和巴恩斯［1977］、希茨－派恩森［1981］、沙弗尔［1983］以及西科德［1985］的着作同样如此。

传媒对科学的直接影响

尽管最近出现了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但是探讨传媒如何直接影响科学家的活动的研究依然很少。一系列独立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报纸对科学家尤其是内科医生内部交流的重大影响［奥基夫，1970；菲利普斯、坎特、贝德纳尔奇克和塔斯塔德，1991；肖和范·内韦尔，1967］。在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中，克莱门斯［1986］指出，传媒左右了有关小行星和恐龙灭绝问题的争论［也可参见劳普，1986］。科瓦［1987］探讨了传媒所理解的自然在生态科学与科学政策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阿什莫尔、马尔凯和平奇［1989］则考察了传媒的理解对健康经济学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都主张，科学在传媒中的呈现不仅仅是科学所处的社会情境的一部分，而且在某种层面上成为科学工作的直接起因。这些结论明确地支持了一种更复杂，也更具有互动性的科学传播模型，它已不再是传统的单向模型了。

对科学的文学与修辞分析

两个迅速成长的研究领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科学、技术与文学。“科学与文学”领域——约翰逊、沙茨伯格和韦特［1987］为该领域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参考书目——看到了科学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比如蒂奇［1987］的研究就十分典型，他考察了小说作品的作者是如何吸收科学思想或对之做出回应的，进而如何将其转化为某种社会或思想活动的隐喻的。这一传统中的论着对文学如何影响其受众的各种直接证据不太在意，其工作只是预设了这种影响的存在。

科学与修辞学这一更新的领域更加直接地关注下述问题，即科学文本是如何产生修辞效果的。这一领域的原动力来自于普遍修辞学研究的新思想。尽管这些研究的焦点是，主流的科学文献是如何实现其修辞目标的，但是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显然适用于大众化的文本，事实上有些研究者已经运用了这些方法［巴泽尔曼，1988；格罗斯，1990；迈尔斯，1990a；普雷利，1989］。此外，体现在科学与修辞学文献中的一些洞察力在科学写作的工具性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它们有助于弥合存在于科学中的写作与关于科学的写作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