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论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286页（8097字）

这个研究领域承诺，它不想对什么是“合适的”科学作先验的预设。通过本土科学、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它试图考察人们是如何重新磋商什么叫“科学”的——对这种科学的界定来自于正式的机构，似乎已经得到确证，已经有了定论——的过程中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这种一般性的方法恰好对何谓科学－技术议题或者何谓科学－技术知识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所有这些研究都共同面临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境遇：一方面是科学文化，它倾向于用贯穿于科学领域的语言把所有的问题都还原为控制与预测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世界，它们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模式，并承认在科学话语之外还存在着许多相互交叉的、更加开放的议程与旨趣。

虽然存在这些基本的共识，但是所谓建构论研究大体上是由诸多分散、独立的领域构成的，其中包括：

●医学社会学和公众卫生社会学［巴克兹，1991；布拉克斯特，1983；埃尔曼，1978］。

●共同体对技术事故、紧急事件以及其他形式的专家介入的反应［P．布朗，1987；埃德尔斯坦，1988；莱文，1982；麦基奇尼，出版中；佩因，1992；温内，1992a］。

●女性研究，尤其是有关生育技术的研究［E．马丁，1989；F．普赖斯，出版中；斯特拉森和富兰克林，1993］

●环境争论、环境运动和管制［迪茨，斯特恩和里克罗夫特，1989；F．弗歇尔，1990；贾撒诺夫，1986；耶利，1992a］。

●对外行使用专家知识的研究，比如决策者对有毒化学废料的利用［莱顿，戴维和詹金斯，1986；莱顿，詹金斯，麦吉尔和戴维，1993］，对外行的业主与“建筑科学”的关系的研究［肖夫，1992］，或者对外行构造另类知识［比如UFO学］的研究［韦斯特鲁姆，1977，1978］。

●对“第三世界”遭遇科学文化的人类学研究［阿尔塞和朗，1987；拜莱，1968］。

尽管这类研究都以科学为关注点，但是在建构论的视角中，可能从来都没有对“科学”作过清楚明白的界定。欧文及其同事已经讨论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下降的”［欧文、戴尔和史密斯，出版中；也可参见迈克尔，1992；温内，1991a］，这是在下述意义上讨论的，即科学的解释性承诺通过各种隐含的再磋商过程，重新被编入到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自然”形式中来。

社会情境中的知识

这类研究强调，不管特定的传播者有什么样的动机，人们所遭遇到的“科学”总是渗透了某种社会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现有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和身份。

E．马丁［1989］认为，工人阶级女性之所以抵制医学看待月经的主流观点，是因为月经在医学科学的建构中被表象为——用社会的术语说——一种“失败的生育”。这种隐含的社会建构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职业生涯的关注，无意间贬低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另一种文化建构——把月经恰恰建构为一种创造“使妇女成为妇女的生活资料”的过程——在工人阶级女性中很有生命力、很恰当，使她们更积极地评价了非职业的社会关系，包括做妈妈。

马丁指出，工人阶级女性宁可接受多样的生物学知识，却拒绝科学知识，因为后者总是与侮蔑性的“失败的生育”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你在多大程度上拒斥科学所偏爱的解释性语言，这是一种衡量理解之差异的标准［工人阶级的女性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清晰的解释，包括“教科书”的知识是否贴切］。在马丁看来，这为健康且合法地抵制科学语言所传达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范例。在检验女性对月经生物学的理解与检验她们对主流的文化模式的吸收之间不能截然地割裂开来，因为生物学的概念正是通过这种文化模式得到整合的——在这里，妇女被建构为“失败的生育者”。

对公众的科学知识这一分析，体现了某种特定的、看似自然的社会关系规范，这在公众理解科学知识的领域中有着十分普遍的意义。它证明，在自然与文化，或者在自然知识占支配地位的领域与社会文化知识占支配地位的领域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大多建构论的分析在这个关键点上都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究竟如何来理解科学知识：科学是中心统治边缘文化身份的工具［麦基奇尼，出版中］，是把血缘关系和文化模式科学地还原成实验上的操作［斯特拉森和富兰克林，1993］，是一种陷入核威慑的风险［迈克尔，1992；温内，1992a］，是一种受预设的标准化所控制的陌生文化［温内，1992b］，或者说把一种我们与自己的孩子之间难以接受的社会关系潜在地强加给了我们［戴维，莱顿和詹金斯，1993］。然而，科学似乎拒绝承认自己以公共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些社会向度，也拒绝承认这样的事实：从根本上说，公众“理解”科学的意愿，视他们自己能否认同科学中未言明的先验条件而定。

科学具有社会的负荷，这在所有的科学传播中，以及在对公众反应所作的科学反应这样一种非反思性中都能观察到，温内等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弗罗伊登伯格，1992；皇家学会，1992；温内，1980、1987、1992e］。大众群体之所以能在科学的框架内用“自然的”话语来考量“客观性的”风险，是建立在他们对控制性机构的信任这一社会问题的基础上的。科学话语掩盖了这些制度维度上的基本预设，尽管人们通常都能历史地经验到相关的“制度行为”，并以这些经验为证据来检验科学赖以成立的预设。于是，科学家便傲慢地把公众反应说成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其实考虑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技术的无知，我们也能合法地拒斥科学。

信任

社会学家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信任关系在社会中的普遍性［奇科瑞尔，1974；甘贝塔，1988］。一些研究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反应以及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的论着曾断言，公众做出反应的基本框架有赖于他们对相应机构或社会行动者的经验和感知，而不依赖于他们对技术信息的理解，这些信息潜在地蕴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事［雷恩，1992；温内，1980、1982、1992b］。贾普［1989］在她研究公众接受化学现场传出的危险与紧急信息时发现，基于自己对可能被接受的信息源的评价，人们对社会信息源给予了相对不同的信任。根据公众的信任度，公司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但它在可能被接受的信息源中却名列榜首。被调查者回答说，只要公司的“政策得当”，就能获得信任；他们首先对公司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公司应该严肃对待公共信息，而不要抱任何天真的幻想，认为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是最充分不过了。人们似乎拥有各种能与自己的社会能力和需要相一致的非正式的“科学路径”［普鲁伊特，1982］。从这个有利的角度看，公众对科学的“接受”或“理解”来自于他们对控制并管理科学的机构有一种潜在的信任和认同。科学的社会传播的大多过程都是例行的、理所当然的，就如同社会信任那样见多不怪了［不过，下文还是要对信任作具体的描述］。无论信任在实践上是公开地声援科学还是拒斥科学，对科学来说，信任的维度始终都是批判性，有时甚至是否定性的。

恰当性

外行人可能会忽略科学知识，认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尽管科学家假定说，科学知识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P．休斯［1992］发现，关于核设施的危险信息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招来讥讽，在他们看来，猜想重大事故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形天真而不切实际［也可参见温内，1989］。兰伯特和罗斯［出版中］也发现，胆固醇过高的一般患者通常都把医生要求控制食品脂肪含量的建议当作耳边风，因为这些建议没能具体地区分不同类型的脂肪。研究者还注意到，在测量公众理解科学时，调查方法将不可避免地把“理解”还原为简单的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却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再现“所理解”的东西在实际情形中的复杂性。普鲁伊特［1982］观察到，科学家在什么东西对人们来说是恰当的问题上做出了自己非反思性的社会预设，这种预设成了向大众传播的科学知识的有机构成部分，并进一步渗入调查公众理解的设计方案。因此，莱顿及其同事［1986］质疑，这样的调查究竟是检验公众的科学素养，还是测量公众在多大程度上社会性地遵循了科学家的陈规——“有科学素养的公众”。

行动者的模型

外行人通常没有社会自由或权力用专家给定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故意逃避这种自由，尽管他们有，或者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自由，因而不愿意冒考验自己究竟有无权利的风险。换句话说，社会行动者的不言而喻的模式就隐匿在人们能否或应该如何理解科学的预设之中。如果现有的知识是无用的甚或对社会是有害的，那么在汲取知识上投入大量的成本就不再有意义了。进一步说，正是社会行动者的这种轮廓成了人们赖以识别的标志，它们也就同时塑造出了可认知的自然知识的界限。正如迈克尔［1992］所观察到的那样，人们发现科学知识的恰当性或有用性从长远看是成问题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行动者从长远看是不确定的。它们在不同的行动者的理解、磋商过程之间摆动。于是，这种差别就有可能被错误地表述成一种简单的无知或拒斥。

狄更斯［1992］考察了宿命论在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知识价值的判断上所造成的影响。1987年10月台风袭击英国南部后，他发现人们之所以抵制“科学的”气象预报是出于这样的道德理由，即任凭这种控制和管理的科学主义文化继续膨胀，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社会危害。他认为，人们反映了自己作为行动者所具有的隐含意义，即对自然过度的控制是一贴有害而危险的处方。因此，“无知”反映了一种积极而合法的道德立场，该立场反对天气预报所体现的不负责任的科学主义文化。

在公众与科学的种种碰撞中，带有根本性的文化－知识论的冲突间接地展现出来：一方是科学家之于确定性、控制和管理的预设，另一方是大众之于内在的非确定性、适应的需要和控制危害的预设。与温内研究公众对技术和风险的定义一样［1980，1987］，狄更斯的研究也把人们面对自然的宿命论看做是对社会力量及其无穷的复杂性，对不可理解性的意义的一种缄默的筹划。这些不仅仅是以自然的形式对社会经验进行消极的再生产——它们同时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与传播。

莫斯科维奇［1984］的“社会表象”——潜在地塑造了外行人看待特定领域的概念——理论代表了另一种研究传统，在其视野中隐含了行动者的模式。然而，这种视角似乎排除了科学也体现为“社会表象”这样一种关键性的观念。其结果势必削弱了它有关公众对科学和专家知识的反应的基本概念。

对无知的社会建构

温内［1992b］和迈克尔［1992］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公众对科学无知的根源。迈克尔运用话语分析考察了，外行人在访谈中是如何反映自己与“科学”以及不同意义上的“科学”之间存在的种种可能的关系的。他们充分而且积极地反映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行动者］与他们所理解的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个潜在的关系形成的过程塑造了他们对科学认知内容的兴趣，塑造了信任和认同的感知范围。正如迈克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上，反思性的社会定位所采取的形式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了人们对放射科学的不信任和有意的回避，因为这种科学似乎在核武器的“出售”中透出一股铜臭味。于是，无知得到了积极的建构与维持，尽管有些被调查者并不缺乏科学学识。无知不是认知的真空或缺乏知识所造成的空白，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不乏在科学的社会维度上的认知内容。它是动态地建构社会认同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有些情况下，无知得到了更积极的建构。比如，温内、麦基奇尼和迈克尔［1990］发现，监控家庭氡放射水平项目的志愿者围绕与科学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合作，建构出了一种“积极”的无知，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腾出自己的家来充当实验室。这种同情性的参与使得他们无须了解技术上的细节。再强调一遍，科学的无知不是什么空白，而是建立在潜在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认同模式上的建构物。

这些研究者曾考察了塞拉弗尔德核燃料回收厂处理放射材料的工人，他们发现一种同样是确凿无疑的、对无知的积极的社会建构。研究者原以为，这些工作人员会特别积极地理解有关放射风险的科学，但是他们惊奇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工作人员基于一些强有力的理由为他们的无知做出了辩护。首先是朴素的经济考虑——如果他们遵循有争议的科学主张，那么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工作。其次，遵循科学可能仅仅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对特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无法克服，而且可能是危险的。最后他们强调，在他们自己的公司和管理集团中有许多专家，他们的工作是认识科学并把它纳入到设计和工作程序中去。因此，如果怀着积极的兴趣去了解具有放射风险的科学知识，势必会对现有的社会安排构成直接的威胁，因为这意味着对那些试图保护工人的行动者和安排的不信任。

如果对科学的无知是潜在地按照现有的关系、劳动分工、依赖性和信任的框架积极地建构起来的话，那么，认为“对科学缺乏理解”标志着智力上的或社会上的缺陷，这种看法就是不正当的。因此，技术上的无知就成为社会才智的一项功能，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理解科学的一项功能。当然，塞拉弗尔德的工人们并未天真到以为他们可以不加批判地信任现有的社会安排；事实上，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融洽无间的。然而，这里的要点在于，工人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放射科学上，而是集中在自己究竟是否应该信任那些行动者的理由上，他们知道自己是免不了要仰仗这些人的。

信任与依赖：认同与矛盾情绪

批判地考察一下信任的基础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维度决定性地影响着公众对科学的领会。前文指出，贾普的研究表明人们的信任观念可能是有条件的。温内［1992a］认为，我们可以用“似乎”的方式来更真实地看待表面上的信任。如果人们感觉到自己在获得安全或者其他宝贵的东西时依赖于特定的机构，那么他们也许会觉得自己需要以信任这些机构的方式行事，甚至当有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自己的行为，以获得支持或否定“信任假设”的证据时也是如此。由此说来，把信任具体化为某种客观的参量，认为它与理解一样可以被测量［和操作］，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

温内分析了坎伯兰的农民对后一切尔诺贝利放射科学的反应，他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那里的农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放射性污染对他们农田的破坏来自附近的塞拉弗尔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很长的时期内，权威机构没有探测到这些污染或者不予承认。科学家认定，这些农民有确切“证据”证明污染来自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弗尔德，与此相反，农民们则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和逻辑来支持他们对上述结论的怀疑。经常与远离污染地区的农民的交谈强化了研究者的看法——这些农民把罪状都推到当地企业的头上。然而，当地农民最终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它伴随着一种恐惧：一旦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就有可能破坏他们自身的共同体甚至是血缘关系的模式，因为许多在山上耕作的农民及其共同体都依赖于塞拉弗尔德提供的工作。这些农民为了与相反的信念取得妥协，似乎在污染源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社会认同，从而为控制性组织的行为及其诚实性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注脚。这些解释性的立场反过来又与不同的社会网络、相互依赖性以及认同的确认整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在认同的多重要素之间做出“选择”，就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出人们的承诺与风险度。

反思性理解

“建构论”研究把科学自身关于普适性预设的任何自主的特权都一并悬置在一边。它严肃地对待人们的局部性问题、关系和“给与物”，它允许人们用更丰富的视角来审视科学的介入与建构的现场。它也使人们认识到了复杂的技能和具有多种合法性的道德承诺，因为在无法控制全部甚或大多数的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诉诸于这些技能和承诺来“处理”相互冲突的需求。同样，它也为科学文化和日常文化之间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兼容提供了一种潜在的途径。

显然，地方性知识——日常的和科学的——可以通过不同的知识承诺得到表达，比如，关于控制、标准化、不确定性或行动者预设的合理范围。因此，知识结构的转换水平或标准化水平、模式的主要参量、被言明的确定性水平或者充足证据或推论标准，这一切都需要在应用中重新加以问题化，重新向磋商开放——与新的“扩大了的同行群体”展开磋商。这样一来，通常所谓的——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谓的公众对科学的误解将包含这样一些指标，它们能够揭示出人们在与“科学”的社会关系中潜在进行的磋商。为了避免冷漠、不信任以及理解的缺失，科学文化及其制度需要更开放，对自身的框架性预设和承诺需要更具反思性。

地方性研究与“表象性”调研再思考

建构论研究中的解释性一描述性的主张与规范性的承诺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规范性的承诺坚持道，公共性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不仅是可能的，甚至也是有益的。这条进路的问题不是出在这种隐含的规范性承诺上——所有的进路都会以某种方式做出承诺，只是外显的程度不同罢了。它所面临的更一般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大把握能从地方化的历史和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中得出普遍的结论。

然而，又不能做这样的假设，在客观地描述经过大规模的定量调查所测定的公众知识的框架中，建构论那种细致的、“深度描述的”、定性的研究所能提供的只是些零散的细节。定性研究的作用不在于辨别出更精练、更“敏感”的问题，以便在调查中做出客观的检验。相反，定性研究所确定并考察的“理解”、“科学”、“知识”和“信任”这样一些关系性的建构之物恰恰是大规模的调查方法所无法触及的，因为后者势必会把关键性术语的某种外生的、标准化的和确定的定义强加给作为调查样本的社会行动者。在调查进路与建构论进路之间潜藏着丰富的对应与互补关系［贾撒诺夫，1993］，但二者的关系所映现的却是地方性文化与“普遍”科学的关系。在建构论看来，地方性的行动者就更要与具反思性的科学制度进行磋商，从而通过磋商来消解“中心”概念，这种企图与占统治地位的普遍主义话语没什么两样。